正文
和其他有些历史积淀的村庄一样，东梓关的规划建设也面临着权衡现代与传统的难题：“老房子要保护，但住在里面的老百姓想过现代生活，不喜欢那些，两者兼顾是很难的事情。”盛国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也曾邀请其他设计公司进行过建筑规划，但当时的方案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老百姓的满意度不太高。”
2013年，东梓关的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工程再被提上日程，为配合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政府决定对部分村民的老宅进行回购，统一规划、修缮。与此同时，随着“三江两岸”综合整治工程的推进，一些村民的房屋面临征地拆迁，对相关数十户村民进行回迁安置成为了最现实的需求。
也是在这时，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杭州市政府表示用2年时间，创建一批市级杭派民居示范村的目标：“以点带面，再经过3~5年努力，培育一批依托当地自然风貌和山水资源，具有杭州特色的农村新型业态，形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民居典范。”
市政府与gad建筑设计公司（即绿城建筑设计院）合作，计划在村南的一片农田里打造出一个新农居示范区。在“三江两岸”工程和村核心区整治工程中被拆迁或是被征用土地的居民、村里的无房户和住宿条件困难户均有资格申购。政府还将拨款1000万元，用于道路、绿化、煤气管道等相关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场口镇东梓关村的驻村指导员洪斌看来，征地拆迁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的环节。为此，他和几位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地做工作，讲村子的规划发展，解释征地补偿的标准，每天不到晚上11点都回不了家。“杭派民居”示范项目确定后，他们还需要继续说服老百姓，收起过去各家自己建房的想法，交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施工。
从过去的业绩来看，gad以设计高端物业见长，东梓关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第一个为农民设计的项目。然而，接过项目任务书，孟凡浩发现，摆在自己和团队面前的其实是一道“命题作文”：所有民居必须统一盖成3层；每户落地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不能超过1500元；此外，还要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具备可推广性。
在这4点硬性要求中，最难的莫过于控制造价。“就这一点，我们在设计城市建筑当中的很多策略都不能用了。”孟凡浩说，他们选择了最经济的砖混结构形式，用白涂料、灰面砖以及仿木纹金属这类简单的、商品化成熟的材料，取代了农村常用的木头、夯土、石头等传统材料。此外，他们也不得不舍弃了一些装饰性的设计元素。
在建筑风格上，受到吴冠中画作的启发，设计团队抛开了一味仿古的形式和种种古典中式建筑的符号，选用现代、简洁的造型和微曲的屋顶线条展现江南传统民居的神韵。遵循“从单元生成组团，再由组团发展为村落”的逻辑，他们通过对4种基本房型进行组合，构建出一个保留了传统民居风格的当代乡村聚落——日后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变换房型组合，实现项目的复制和推广。
孟凡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始至终，他们的设计创意没有遭遇政府方面的任何干预，方案一次通过。但到了村里，就是另一回事了。
起初，村民们对政府提出的“新杭派民居”的概念并不买账，他们一致希望新房能建成欧式风格的别墅
——
在稍微富裕一点的中国农村，这几乎是最常见的建筑。甚至就在同村一墙之隔的地方，大多数东梓关的村民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2000年以后，在外打工挣到钱的村民们陆续回来盖新房，这种铺满瓷砖、装有罗马柱的洋楼，被认为是“富裕”“气派”的标志。
为了达成共识，村里前前后后开了20多次业主大会。gad公司也到村里组织座谈，希望了解村民们的需求。“堂屋是否必须？”“厨房中是否还需要传统土灶？”设计团队将十几个这样的问题印成调查问卷，一一征求村民的意见。
在规划者们看来，设计不仅足够美观，也充分考虑到了当地风俗和农民的现代生活需要
：堂屋坐北朝南，院落由南边进入；前院有电瓶车位，也可以晾晒衣服和谷物；侧院放置柴火、杂物；南院用作休闲绿化。每家都有4个以上的卧室，还有客厅、堆放农具的杂物室等等。
尽管反复沟通，村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全部的设计。施工平面图出来后，大家的质疑五花八门：楼梯太窄，停车位不够、窗户不能打开……习惯了自己建房、自己做主的村民们抱怨自己毫无话语权，村干部们只能接着做工作，一家一家地“讲道理”。“刚开始不接受的多，但后来慢慢也都能接受了。”洪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期工程46幢房，到最后报名申购的达到80多户。
有一些分歧持续存在，比如每个小院3米高的围墙。村民们认为，这样的围墙太过封闭，“欧式别墅就没有”。孟凡浩也有自己的“策略”：他找出著名徽商胡雪岩故居的图片，向村民们解释中式建筑“高宅大院”的传统。最终，大部分业主接受了这个“回归东方传统”的方案——只有两户人家始终不肯让步，他们索性直接跑到自家的工地上，现场指挥工人把围墙高度降低了1米。
孟凡浩觉得，只要不是涉及对主体风格、结构的颠覆性改动，他都可以有所妥协。但事实上，这不是他唯一的麻烦。作为政府代建的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是在政府公开招标以最低价中标的单位，这支专业水平有限的队伍常常让他感到难以沟通。“他们甚至不按你的图纸做，这在城市里怎么可能？但后来想想，可能也是我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按照城市地产开发商的速度，类似这样的项目大概3个月就可以完工，而在东梓关，工期整整拖了1年多。项目竣工时，孟凡浩发了一条微博：“从设计到竣工，历时两年，曲折艰辛，失控中的坚持……”
尽管在施工工艺、质量上留下了不少遗憾，但包括孟凡浩在内的许多参与者都认为，这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了。
整片民居一期工程总共46户，目前正式入住的只有两家，剩下的大多还在装修。村民们已经对连日来源源不断的参观者习以为常，一边盯着手上的活计，一边不忘招呼来客“进来随便看”。虽然间或也抱怨几句，但大体都还是满意的，那满意里带着显而易见的自豪：“当然好啊！都全国有名了！自己盖不了这么漂亮！”
“与其没有了，
不如改改以继续存在”
除了漂亮的建筑，东梓关是否能成为政府理想中的文化古村落“示范村”，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东梓关之前，杭州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也曾因设计风格独具特色而闻名全国——自2012年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用3年多的时间，在富阳洞桥镇的文村，建起了14幢、24户农居房。他以灰、黄、白三色为基调，使用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等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打造出了一个以“浙派民居”为特色的“文村新村”。
作为一个对乡村和传统怀有极大热忱的建筑大师，王澍将对文村的改造视为抢救中国乡村文化的某种试验——他希望在不改变古村落面貌的同时，实现乡村的“隐形城市化”：有生态的环境，有传统的历史，也有现代化的生活。
但事实上，几年过去，人们对这场试验的结果至今存在争议：在许多人眼中，王澍一手设计的那些造型独特、个人风格突出的民居似乎太过“实验性”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农民生活的需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的乡建设想，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争议并不鲜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美丽中国”的号召下，乡村建设日渐成为建筑设计师们热衷的方向，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文化界人士乐于投身这一浪潮中，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福建漳州的下石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在两座土楼之间建起了一间“桥上书屋”，这本是为当地的希望小学而建，如今没有学生后，因其富有创意的设计而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点；在杭州临安，建筑师陈浩如用当地的毛竹和茅草等材料建造了一个极具设计感的现代猪圈，作为生态农场“太阳公社”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生态农业圈，通过发展农业和当地特色的手工业，让村民们在家乡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无论是侧重乡村建筑的设计、旅游开发，还是着力于农业生态和社区的营造发展，这些来自城市的精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激活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对年轻人和城里人的吸引力，从而实现乡村的复兴。
然而，美好的愿景背后，这些尝试究竟能为乡村带来什么？
东梓关在网上爆红后，不少设计师赞赏，认为这样的设计风格传承了中式建筑传统，保留原乡肌理的同时又有创新和突破，具有时代特征；但立刻也有设计师提出来，这些建筑似乎过于追求水墨画般的意境而显得不够接地气，而且在平均年降水量超过1200mm的江南，如此坡度和宽度的屋檐可能不利于排水，雨水时节有渗水发霉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