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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杨晓霞及其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北京军区总医院代表，三方共同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随后又组成“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并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审计师。
管委会在详细规划了资金使用之后，发现还结余45万元善款，一时间，“45万元剩余捐款如何善终”、“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反思爱心捐款”等关注与探讨的文章议论纷纷。
最后，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这个事件才算彻底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尽管此事影响巨大，但公众似乎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
25年间，无数同类事件依然照常。
2014年，广西卫视公益节目《第一书记》扶贫活动报道了贫困学生杨六斤的故事。
报道说，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弟弟改嫁。
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住在亲戚提供的空房子里，独自生活。
他每年只能从堂哥那里领500元生活费，常吃野菜充饥。
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媒体将杨六斤的个人账户公布在电视上，一个月时间里收到的善款达到500多万元。
但随即又传出：
杨六斤的亲戚及镇干部为图谋巨额捐款，准备将在外的杨六斤强行接回；
获得巨额捐款的杨六斤成为了香饽饽，善款就成为多方争夺的肥肉。
2015年，4岁南京重病女孩柯蕾获得捐款高达648万多元，而父母被质疑滥用捐款，有数十名网友联络组织起来，准备以“诈捐”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柯蕾父母返还善款。
从杨晓霞到杨六斤、柯蕾，也包括从罗尔事件到去年德云社弟子的个人求助。
个案是很容易引起公众共情，但正是由于共情蜂拥而至，短时间内善款暴增乃至过剩，反而成为了问题，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公众现阶段的慈善参与，绝大多数都是情感冲动下的行为，这些个案往往都是触发了公众的情感，然后动情之下促成关注和捐助。
这种情况下，情感与理智之间就会发生失衡，公众不会去思考这种直接给个人的善款如何监督监管的透明问题，同时也不会去辨识信息的真伪。
就此事件来说，还有一个公众应该保持警惕性的是，在类似抖音这样的目前并不是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一网络中，单凭一个二维码、一个银行账户，不要轻易献爱心。
这样的爱心款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监管措施，大概率会被利用乃至诈捐的。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2018年1月一个云南山里的孩子，头顶风霜上学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之为“冰花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