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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姥姥在湾区的中文报纸里打广告，并附上一篇软文解释为什么某个病会发作，她怎么能够治好，比如：「（本报讯）有过眩晕经历的人，都知道那种天旋地转、头晕目眩的恐惧感。只要发作过一次，终身难忘……」最后列上姥姥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这样，病号了解她的理论，就开始来找她了。
▲ 2000年后的某一年，姥姥的一则广告刊登在当地的中文报纸上。
离开了中医大学以后，姥姥主动拜访了湾区的几家中药店，问要不要跟中医合作。其中一家在华裔人口居多的郊区米尔皮塔斯 (Milpitas) 的药店同意了，他们给姥姥提供地方和推拿床，姥姥通过开药给他们带来生意。
我上小学时许多暑假陪着姥姥坐在店后面，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药店的老板娘，每天打扮很美，养了五六只波美拉尼亚狗在中药店里满地跑。这位老板娘在中医圈子里是一个雷人的八卦话题，因为她是偷渡来美国的，后来海关一看她拿着美国护照但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就把她送去了监狱。
后来因为美国放宽了移民政策, 这个女人的一个亲戚把她救了出来，当时老板娘还是一位年轻的傻姑娘，在一家中药店求老板给她一份工作，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给老板的全家做饭，然后帮助打理药店，慢慢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儿，到嫁给老板的儿子，后来又变成了药店的继承者。姥姥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开了自己的药店，生意比前夫和公公做的好得多。
姥姥主要的治疗方法是针灸和开药方，偶尔也会推拿、修指甲和烤神灯。她大多数的病人是华人，但也有少数的洋人，他们来找姥姥是因为中医在他们眼里含有一种神秘感。虽然这些病号不了解针灸的治疗理论，但一般觉得刺针进皮肤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
华人病人对中医理论更了解一点，但许多病人——尤其老年人——看中医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医太贵了，看中医能省钱。对于这些病人，姥姥很小心。她原来在中国领导过防癌体检队，所以一看见她中医的病号身上有瘤子，就马上拒绝他们的生意，让他们去看西医。最让姥姥伤心的是看到病人因为省钱或迷信而耽误了西医治疗。
湾区的很多中医跟她不一样，会接受这些病人，坚称中药可以治疗癌症——他们对中医理论有一个傲慢的态度，不想被人说中医不如西医，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自我与公信力而继续不正确的治疗方法。
每次姥姥听说又有病人因为中医而把治病耽误了，她都会摇头，
重复说当西医学到最重要的道理是：「医生是人，不是神仙。」 她认为真正的好大夫不会害怕承认有的病自己治不好。
1998年，姥姥用自己在美国和中国合起来攒的钱，加上我妈的一些帮助，在米尔皮塔斯买下一栋房子，在一楼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因为姥姥的生活习惯比较简单，她把楼上的三个房间租给了几位正在社区大学念书的中国留学生，自己则睡在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客厅用半透明的塑料屏风隔开，后面放了两张推拿床。姥姥也没给这小诊所起什么名字，打广告时只留了自己的姓名与电话。
▲ 姥姥每周都有几天在这家药店工作，实践她的大部分中医事业。
卖了自己的房子以后, 姥姥在1998年把我的姥爷也从北京接过来了。三年前，姥爷来过五个月尝试美国的生活，姥姥正在复习中医执照考试，她和一些同学拿姥爷当人体模特，整天围着他转，在他身上贴各种标签。
姥爷在美国的生活跟姥姥大大不同 。姥爷之前在北京是民航的物资司司长，退休以后帮着姥姥关照她创立的防癌体检队。姥姥去美国之后，姥爷还继续帮她管理这支体检队，但姥爷自己来到美国以后，选择追求退休后的安静，真正享受生活。 姥姥在外面到处跑，姥爷则在后院安装了一个门廊秋千，弄了一个花园。
姥姥本来想让姥爷在诊所里当她的助手，给她抓药，但姥爷不愿意。他最爱的是后院里的白兰花，暑假时每天早上会送我一朵新摘的花。
我从来没有见过白兰花，觉得它长得像缩小的香蕉，但挺好闻的，舍不得丢掉所以在床边攒了一堆熟烂了的花瓣。姥姥和姥爷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妈早上送我去他们家，我会发现有糖尿病的姥爷躺在沙发上读关于糖尿病的中医理论书，而姥姥在花园里摘西红柿。
▲ 2001年8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密比市健华中药店前，姥姥和姥爷的合影。
我小学和中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在姥姥家过。姥姥给病人把脉，诊断病因，都要求我坐在旁边听着，目的据她说是为了培养我对学术的兴趣。一次针灸要四十分钟，姥姥给病号扎上了针，设置好了计时器，就满屋子追着我学中文和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