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所以50年代以后，我们现在感叹，那个成为口号的五四在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重新理解1915年前后，一直到2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他们走过来的道路，也理解1919年5月4号那一天发生的大量的、有趣的、激动人心的细节，从细节，不是从口号入手来理解一个时代。
当然，只有书札是没办法解读历史的。只有个别性的书札会触动我们的感觉和一些长期思考的问题，最后影响到学术界。绝大部分的信札之所以有意义，很大程度是一个媒介，或者一种怀旧。我特别希望在2019年，五四100周年的时候能有这么一场大型的展览，让散落在各地的展览馆、博物馆、私人收藏的零散的信札有一个机缘走到在一起，然后做成专题的著作，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五四。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作者：陈平原
版本：北京大学 2005年9月
“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
理解五四
放青年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地度日，
合理地做人
问：我们固然可以确认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革命）的百周年，确认历史上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标志性的文章刊发在哪一期。但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它们又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我们要如何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五四？
杨念群，1964年1 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杨念群：
五四本身的意义不是一个政治事件，更多的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事件。大家知道教科书基本把五四看成反巴黎条文签字事件引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兴起的政治势力的一个起点。但国民党那边会理解成自由主义个人觉醒的运动，这是多元的解释。我自己理解，五四运动的时段，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从1915年一直延伸到1923年，可能还更往后延。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影响到当代学术文化和意识的人才，他们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
我们原来理解五四往往把它理解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三大工人罢工运动的历史框架里，五四是一个现代史的开端和近代史的终点。换一个角度，应该更多从文化角度和它产生一大批民国精英的角度来理解。
梁任公（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中国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器技之道。我们被洋人打了之后感觉到疼，从军事的角度进行抵抗。后来进入桎梏阶段，形成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第三阶段就是五四，所谓人的最终的觉醒。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器技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在伦理的层面没有觉醒，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无法得到改变。
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跟任公所定位的所谓三个阶段非常吻合。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就是器技之道，后来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文化的国学热、儒学热，中国的历史循环又是再一个五四为终点，或者现在为起点的这样一个循环的框架里面重新走一遍。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重思对文化本身的理解，把五四放在文化的脉络里面进行重新定位。
问：五四一代人至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为什么那个时代的“青年”有这样大的能量？
《青年》及其改后的《新青年》封面。
孙郁：
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后来改成新青年，其实有一个深意在里面。那一代人认为老一代已经被污染了，被专制的语言污染了，年轻人还是洁白的像白纸，是有希望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人的想法都在这个杂志里面他们的热情提出来。但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像冰心，像胡适的文字还是比较有暖意的，鲁迅的文字就是有沉重感。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让年轻人解放，激活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刚刚去世不久的王富仁说，五四那代人最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对人性，对社会，对未来，对人类共有的价值的承担。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激活了我们沉睡上千年被专制主义压制的东西，边缘化的东西。1905年以后，清政府对民间社团不再压抑，到1911年以后，青年社团非常活跃。1927年，考古学进入到中国，刺激了金石学转入考古学也是一些青年人，当时新的学科也是青年人建立起来的，新诗、新小说、新散文、新电影是青年人创造的。
当时这样一个自由环境，人们的内心的力量爆发出来。有人说五四怎么把中国传统文化断送了，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正是那些人把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创造精神释放出来了。
重说青年
“青年”本质上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问：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回望那样的青年，有什么样的感触？对于我们重构当下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杨庆祥，1980年生，200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分裂的想象》等著作。
杨庆祥：
我正好看保罗·霍普写的《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所谓的共同体和社会资本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办法建构起一个非常有效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沟通的共同体。现在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构不成共同体，因为小圈子并不是共同体，一定是有一个明确指向的使命感的东西，这一点恰恰是五四那一代人所拥有的，那种普遍分享共同的历史的使命感和历史的信念。这类似于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知识分子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没有人有知识或者有自我意识召唤这样历史的天使，重新激活很僵化、体制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