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最新刊文：山姆大叔没能杀死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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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仍落后西方数年，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对高性能半导体的制裁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并减缓了数千家公司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但如果说华为在美国第一次对中国（科技）宣战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么现在它更令人担忧了。”文章写道。

针对美国屡屡无端打压华为，中国外交部也多次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去年9月表示，我们一贯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反对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损人不利己。我想强调的是，制裁、遏制、打压阻止不了中国发展，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

（来源：观察者网，文 / 王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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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美国刺杀华为的企图适得其反（摘选）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美国的无知，以及特朗普和拜登等无能的领导人帮助中国再次伟大，该公司正变得更加强大，不再那么脆弱。

华为十多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的攻击，2012 年，美国当局开始声称中国可能利用该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另一次猛烈攻击是 2018 年该公司首席财务官（也是任正非的女儿）因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起诉。到 2020 年，美国的攻击已演变成全面战争，大多数美国公司被禁止与华为做生意，外国公司被禁止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或其他设备。美国还试图劝阻其他国家不要在其移动电话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

这场猛烈攻击重创了华为。由于缺乏芯片，华为被迫出售其主要智能手机品牌。十多个富裕国家将其排除在 5G 合同之外。2021 年收入下降 30%；2022 年净利润暴跌 70%。当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任正非明确表示，华为正在为生存而战：“首要的是生存。生存下来，就有未来。”

美国的攻击仍在继续。例如，今年 5 月，监管机构撤销了允许英特尔和高通这两家美国科技集团向华为出售笔记本电脑芯片的特别许可。然而，华为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再次蓬勃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564%，达到 197 亿元人民币（27 亿美元）。它重新进入了手机业务。其电信设备销售额再次上升。而它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用国产零部件和程序取代了其产品中的外国技术，使其未来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敌意。山姆大叔的攻击未能击垮华为，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强大。

任正非曾是一名退伍军人，1987 年他在深圳的公寓里创办了华为。任正非对华为一直抱有雄心壮志。华为的名字是“中国有希望”的缩写。随着中国电信市场的增长，华为也不断发展。到 2020 年，它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而且还是领先的移动网络设备提供商，市场份额达到 30%。

回想起来，美国的闪电战只是短暂地动摇了这个帝国。华为去年的销售额约为 1000 亿美元，是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的两倍。它的规模只有韩国手机制造商三星的一半，但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却超过了三星。事实上，2023 年，华为的研发预算为 230 亿美元，只有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超过了它：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去年的利润约为 123 亿美元，与美国通信集团思科系统不相上下，远远超过了其移动网络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爱立信和诺基亚正在裁员，而华为的员工人数却在增加。目前，华为的员工人数比 2021 年增加了 12,000 人。

美国的制裁对华为并非毫无影响——远非如此。首先，它的业务在中国变得更加集中，海外销售额现在仅占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低于 2017 年的一半。它也被迫更加专注于创新，为其政治问题寻找技术解决方案。约有 114,000 名员工（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从事研发工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垂直整合程度更高，因为它寻求在内部开发被山姆大叔抢走的零部件或软件的替代品。

为了在现有和未来可能的美国制裁下生存，华为一直在系统地寻求其产品和内部系统中美国知识产权的替代品。任正非声称，该公司已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取代了 13,000 个外国制造的零部件。这花费了极大的代价。通过迫使华为专注于这项任务，美国的制裁无疑阻止了它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但制裁也刺激了华为自身知识产权的快速发展，并推动其向新的业务领域多元化发展。例如，它通过与中国供应商合作开发合适的芯片，重振了智能手机的销售，而过去大部分芯片都是从外国公司购买的。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仍然缺乏与西方彻底决裂所需的许多零部件和工具。据信，华为使用的一些国产芯片的价格比外国同类产品高出数倍，而且仍然供不应求。但华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全避开制裁，这令人惊讶。作为一家目标与中国政府目标完全吻合的私营企业，华为正成为中国创新思维的典范。

据投资银行 Jefferies 估计，华为 9 月发布的智能手机 Mate60 Pro+ 中约 70% 的零部件（按价值计算）是在中国制造的。这帮助华为在 2024 年前三个月占据了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的 15.5%，高于 2023 年同期的约 9%，与苹果相当。这一成功是华为复苏的重要因素。

这款手机使用的芯片由中芯国际制造，中芯国际是一家国有晶圆代工厂，也是华为一直合作的半导体行业公司之一。在美国首次发布出口限制的同时，华为成立了一个名为哈勃的投资部门。自那时起，它已经进行了至少 107 项投资。

哈勃的策略是收购数十家供应商的小部分股权，这些供应商正在开发可能有助于减轻华为对外国供应商依赖的技术。这些投资并没有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设备。很少有人指望华为能在深紫外光刻机方面取得进展，而深紫外光刻机是目前业内最先进的设备，只有 AML 公司能生产。但哈勃的活动正在蚕食华为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种依赖的一部分只是为外国制造的机器提供服务。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商务官员一直在告诉盟友停止提供帮助，以保持先进的光刻机正常运转。分析人士认为，哈勃的部分投资旨在增强华为维修和调整零部件的能力，使其与本土制造的系统兼容。

哈勃的投资策略已经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影响。以碳化硅 (SiC) 芯片为例。这些半导体主要用于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系统，因为它们能够在高温下工作。这类芯片市场长期以来一直由德国公司英飞凌主导。随着华为迅速进军电动汽车和能源管理技术，哈勃已投资至少四家生产 SiC 芯片材料的中国公司，而 SiC 芯片是生产 SiC 芯片的最大成本。它们迅速抢占了 SiC 晶圆市场 32% 的份额，而几年前这一份额几乎为零。芯片情报公司 Yole Group 的 Poshun Chiu 表示，华为进入该市场是导致此类硬件全球价格下跌的一个因素。

美国没有对 SiC 芯片实施制裁；华为只是在采取主动措施，因为未来可能会受到制裁。这种方法在整个公司盛行。高管必须考虑对大多数组件进行限制。5 月份英特尔和高通向其出售基本计算机芯片的许可被撤销证实了这种想法。

硬件只是华为的一半战斗：自 2019 年以来，美国公司也被禁止向华为出售软件，这迫使该公司不得不开发这些软件的替代品。例如，甲骨文曾为华为提供一款程序来管理其内部系统（行话中称之为企业资源规划或 ERP）。这些限制迫使华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名为 Metaerp。去年推出时，一位高管欢呼道：“我们突破了封锁。我们活了下来。”有人猜测，华为最终可能会尝试销售该系统，与甲骨文和德国公司 SAP 等公司竞争。

更大的障碍是其消费电子产品的操作系统。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建立在谷歌的安卓系统上。失去对安卓系统及其运行的庞大应用生态系统的访问权是其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智能手机业务的原因之一。

自 2012 年以来，华为一直在为其手表和其他小工具开发一款名为 Harmony 的操作系统。美国对软件的制裁迫使华为将 Harmony 也整合到其手机中。其新机型的受欢迎程度反过来又促使开发人员开发更多基于 Harmony 的应用程序。该操作系统的当前版本采用开源代码 Android 代码构建，以便暂时兼容 Android 应用程序。它旨在用于华为的所有消费产品，包括手表、电视和车载系统，这使得跨设备集成功能成为可能。据说它拥有 7 亿用户和 220 万开发人员。

预计下一个版本的鸿蒙将放弃所有与 Android 相关的代码。届时，Android 应用程序将不再适用于华为手机。鉴于该操作系统的“原生”应用程序仍然很少，这可能会对业务造成损害。但这一转变也将标志着该操作系统完全独立于西方。实际上，鸿蒙将成为 Android 和苹果 iOS 的竞争对手——这一结果远比华为最初为该软件制定的计划要雄心勃勃得多。

美国的制裁也促使华为进行业务多元化，以弥补收入损失。华为的国际业务重心过去是网络设备，但现在正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云数据库公司扩大软件销售。阿根廷媒体集团 Clarin 的一位高管在 5 月份的华为活动上表示，他的公司正在用华为的 Gauss 数据库软件取代昂贵的 Oracle 数据库软件。两年前，这种切换还经常导致与其他西方软件的兼容性问题，但最近的一次整改似乎已经解决了大多数此类问题。

美国决策者曾认为，华为将难以生产足够的人工智能芯片来维持自身运营。事实上，它似乎有多余的芯片。一家名为科大讯飞的中国语音识别公司最近透露，其模型和技术完全运行在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供应链独立于”西方的本土人工智能系统。这也是华为为另一家公司完全构建的第一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这一切都很符合中国政府的意愿，即利用本土开发的技术克服美国的制裁。作为华为最大的客户，国家也以其他方式支持华为。为了促进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国家提供补贴并与华为一起投资。例如，华为和政府都持有聚光科技、光大光电和徐州 b&c 化工的股份。

但华为与政府的关系经常被误解。该公司并没有试图将其供应链本土化以遵守政府指令。相反，对于华为和许多其他中国公司来说，自给自足已成为一种商业必需品，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华为的投资决策是由市场驱动的。这与行动迟缓的国有企业不同，后者仅根据国家政策制定业务计划。

过去十年，没有一家国有企业能像华为那样取得成功。国有光刻集团斯麦在推出先进产品方面落后了数年。伯恩斯坦公司的林清源指出，尽管国家对半导体的补贴有所增加（上个月，国家为该行业推出了 475 亿美元的基金），但政府的干预正在减少。

美国决策者也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华鹰派人士哀叹，对华为的制裁逐步升级，尤其是 2018 年宣布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与 2020 年实施之间相隔 28 个月，这给了华为充足的准备时间。但华为的痛苦经历带来的更大教训尚未被人们接受：切断华为与西方技术的联系并没有扼杀华为，反而增加了华为创新的动力。

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仍落后西方数年。对高性能半导体的制裁提高了成本，并减缓了数千家公司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而这正是预期。哈勃的投资还远远不能取代西方的光刻机和其他部件。但如果说华为是美国首次对中国科技宣战时的一个担忧，那么现在它就更令人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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