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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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期待地向科学院呈交报告，认为这部著作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可读性最强，请求
“
为了俄罗斯祖国的利益
”
出版。然而院方的回复却是冷淡的
“
有待进一步考虑
”
。类似的情形反复上演：罗索欣也曾编纂一部清帝国全境地图集，自信其对地名的音译准确和完备
“
胜过任何其他欧洲语言绘制的清朝地图
”
，科学院书记约翰
·
舒马赫起初下令付诸实施，可也无疾而终。又一次，罗索欣提交自己的《中国可汗康熙征服卡尔坎和埃勒泰人的历史》四十八册手稿请求出版，是他花费五年心血整理的成果，也被束之高阁。罗索欣一生翻译了数十部作品，只有《八旗通志》和《异域录》在其去世后得以出版。
帝国对罗索欣的译者辅助性角色定位难以改变，他工作上隶属那些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例如历史学家格哈德
·
弗里德里希
·
穆勒是他的上司，穆勒深知罗索欣之博学多识，却并未让他获得平等的话语权。罗索欣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和情报整理任务：尽职尽责地向穆勒等人回答涉及清廷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的性质、藏传佛教信仰细节等问题。然而，每当罗索欣试图跳出既定职责，直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递给上级时，都招致不满，穆勒曾为此正式向科学院抗议。虽然他们在私下场合，承认罗索欣是
“
最有经验的译者
”
，其翻译他们的文献
“
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成就
”
，但这些赞誉并未改变罗索欣在科学院中受制于人的地位。穆勒在撰写《西伯利亚史》时，广泛使用了罗索欣的调查资料，却在最终的出版物中只字不提其贡献；后者辛苦收集的民间记载和满、汉翻译成果，被巧妙地嵌入穆勒的叙述之中，成为帝国官学权威的佐证；一七五六年出使清朝的俄国外交官瓦西里
·
布拉季谢夫
（
Vasily Bratyshev
）
的札记，也借用了罗索欣的研究加上自己的注释；历史学家约翰
·
费舍尔
（
Johann Fischer
）
的《中国皇帝头衔》一文广受赞誉，被帝国上层视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权威文献，但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阿尔巴津人在北京的生活、耶稣会士在清廷服务的性质，以及佛教信仰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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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实地调查资料，几乎全部依赖于罗索欣的收集和翻译。一七五七年，罗索欣请求晋升，在呈请中引述了教授们对自己的赞美之词，却被科学院否定。这位通晓清言清事的译者始终只是可供驱策的工具，而非独当一面的学者，他的汉学知识似乎只能供权力者内部参考，无法真正融入公共的学术殿堂。
罗索欣的个人际遇也折射出俄帝国十八世纪知识管理机制的弊端。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各行政机构逐渐建立档案制度，区分日常办公档案与历史档案，并定期参考旧档以资政务。但涉及中国的情报与译稿一直缺乏统一的归档与整合。清代文献的译本和报告分散存放于不同部门，彼此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外交部门并不十分清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哪些汉、满译稿，而边疆机构对中央掌握了哪些清朝典章资料也不是了如指掌。这种各自为政的格局，使得信息交流变得困难而低效：官僚体系中的平行机构彼此隔膜，甚至互不知情，有如典型的
“
部门藩篱
”
。十九世纪时，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与东西伯利亚边疆管理局之间就因中国情报的管辖权爆发过激烈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知识的断层与遗失几乎不可避免，机构之间反复出现遗忘和丢失的场景，一些重要信息或被有意屏蔽，或者在漫长的传递中湮灭无闻。罗索欣提交的秘密文档被搁置在混乱的档案馆中，连唯一目标受众——官僚们，都忘记它们的存在，以致后来者在起草外交文件时，甚至不曾参考他已经完成的译稿。就这样，罗索欣逐渐被遗忘，仅有翻译《康熙地图集》的成果被用于哥萨克骑兵东征并获得俄国政府的嘉奖，得授准尉军衔以表彰
“
实用的学术
”
。
帝国对知识有选择，将涉华知识划分为
“
情报知识
”
和
“
学术知识
”
，前者属于秘密的，由外交部门管理，后者则属于公开的，主要由科学院来创造。在汉学领域，对情报知识和学术知识的分类并不通过灵感和内容，而是依据其受众和创作环境。十八世纪的俄国对情报知识的需求远远大于学术知识，往往是不对外公开、受众仅限相关官僚的内部文件。在这种结构性要求下，罗索欣等人生产的学术知识也包含了情报性质。到十九世纪俄国汉学体系的学科化重构的时候，罗索欣便由于其辅助性、半公开半情报性的知识，更加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彼时的圣彼得堡更倾向于塑造比丘林等学者作为
“
现代汉学奠基人
”
。这一过程也与学术体制的权力逻辑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