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苦伶仃，流离失所，我站起身，走向家园，走向词语”｜新书·诗歌

1909年，多敏出生在科隆，本名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 （Hildegard Löwenstein） 。这个家庭和当年绝大多数中欧有产犹太阶层一样，努力融入德意志主流文化，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几乎已经和德意志人无甚差别。多敏上德语学校，接受正统的德意志文化教育。父亲是一名律师，严谨而理性，对子女的教育宽严并济。母亲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性格活泼，喜欢在家中举办音乐沙龙，家里总是宾客盈门，欢声笑语。在多敏的记忆里，拥有11个房间的科隆老宅是衣食无忧、充满信任的安乐窝。童年和少女时期获得的安全感是多敏一生的精神财富，护佑她战胜成年遭遇的流离失所和心理危机。关于故乡科隆，多敏只写过唯一一首诗。太多关于家园和故城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科隆是她的福地和出发地，也是多年后的黯然神伤之地。

从科隆女子文理高中毕业后，多敏在海德堡、科隆、柏林学习法律，之后攻读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和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1931年，多敏结识了古典考古学与语文学专业的帕姆，随后一起移居意大利，在罗马和弗洛伦萨继续学业。1933年，随着德国境内纳粹的掌权，意大利成了多敏夫妇第一个流亡地。1935年，多敏在佛罗伦萨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与帕姆成婚。婚后的多敏与那个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充当起丈夫的学术助理和生活管家。多年后，多敏调侃自己是事业高飞的男人的“优秀地勤人员”。在德语之外，多敏也精通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她能够像“换衣服一样熟练地切换语言”。

1939年，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已经没有多敏夫妇的容身之地，他们流亡到了英国。随着二战爆发，身为犹太德国人的多敏夫妇在英国的安全也岌岌可危，即使熟练掌握英语，也会因为口音而暴露，从而被怀疑为纳粹德国的间谍。次年6月，夫妇俩躲藏在一条蒸汽的最下面一层船舱，跨越大西洋，经过六个星期危险重重的旅途，从加拿大到牙买加、古巴，最终落脚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唯一允许他们入境的小岛国。一架小型水上飞机把他们带到了岛上，两个年轻人拎着少得可怜的行李，站在比他们个子还高的一片甘蔗地里。现在，他们已经逃到了世界尽头，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按多敏的话来说，从此可抱有“谨慎的希望”。

多敏夫妇在首都圣多明各生活了14年之久，此地说西班牙语，到处生长着香蕉树、椰子树，见不到落叶乔木和针叶林。同一时期，流亡巴黎的策兰在诗中想象故乡切尔诺维茨的栗树林和罂粟花，流亡加利福尼亚的布莱希特在诗中念叨家乡奥格斯堡的李树、冷杉和接骨木，而多敏诗歌的“植物图志”则到处是榆树、苹果树、巴丹杏、橄榄树的身影。

在美洲的岁月里，多敏夫妇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帕姆不久后就在圣多明哥大学得到了一份固定的教职，从事伊比利亚-美洲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1948年，多敏也获得了一份在大学教授德语的工作。夫妇俩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常常与朋友们聚餐与出游，当地人对他们也充满善意。然而，1951年，母亲在英国去世的消息导致多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甚至濒临自杀的边缘。长年的流亡和避难生活并没有压垮她，母亲的死却给了多敏致命的一击，她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准备，把痛苦写下来的欲望从胸中喷薄而出，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写诗拯救了她。多敏形容自己之前的岁月是为第二次生命所作的“准备”。 “那个叫多敏的人，是在我开始写诗以后才有的。” 于是，诗人希尔德·多敏 （Hilde Domin） 诞生了。作为双重无根的孤独者，她用岛屿的名字重新命名自己，并这样描绘自己的“第二次出生”：

“我，H.D.，出奇地年轻。我直到1951年才来到这个世界。像每个人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德国，尽管德语是我的母语。这里说的是西班牙语，房子前的花园里种满了椰子树。确切地说，有十一棵椰子树。都是雄性椰子树，所以没有果实。我出生时，父母都已去世。我的母亲几周前刚去世。当我，希尔德·多敏，睁开哭红的眼睛，在位于世界边缘的房子里，那里生长着胡椒、甘蔗和芒果树，但玫瑰却难以生长，苹果、小麦、桦树根本无法生长，我孤苦伶仃，流离失所，我站起身，走向家园，走向词语。”

与同时代成名较早的保罗·策兰（Paul Celan）、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罗莎·奥斯兰德(Rosa Ausländer)、玛莎·卡莱珂 (Mascha Kaléko)等犹太裔德语诗人不同，多敏42岁才开始写诗，50岁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1959)。

多敏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布置起来的房间悬于高空，与马拉美“诗歌是最偏远的建筑”和策兰的“绝无之境”形成诗学地形上的对照。这是一个构筑在蓝色太平洋岛屿上空的“德语居所”，唯有在此处，她“不可驱逐”，能拥有自由和安宁。 多敏在空中抓到的“玫瑰”不再是爱情的象征物，而是一个人在危机处境里仍然抱持的信念，一种向死而生，以写作抵抗死亡的决断。 “在一切都被证明为可以失去之后……语言是最后的避难所。” 从此，多敏用她纤细的手指在空中搭建词语的“金色之城”和“乌有之乡”。唯有在词语中，故乡的苹果树才能与异乡的芒果树并排而立，羊羔和狼群和平相处，人类之间的游戏才能重新开局，亚伯将重新站起身，该隐重新成为他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