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个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七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
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自身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水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