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创新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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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创新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和中国均采取一种传统举国体制，该体制将原本作为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的企业转变为纯公共组织——国营企业，同时只为其留有少量决策权。此时“巨型工业单位”中的“机关和委员会”成为创新主体，国营企业只是在“机关和委员会”领导下执行创新活动的子单位，因此科层调节或计划调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价值规律仅发挥在生产计划、创新计划与计划价格主导下的润滑剂功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完成了对传统举国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的继承与超越。所谓“新型”，就在于强调科层调节与市场调节共同发力，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中凝聚多元主体创新合力。政府以市场补充者身份嵌入创新网络，并通过引导性投资、人才引进、揭榜挂帅等经济杠杆释放出创新引导效能，国有企业则以创新主体的身份嵌入创新网络，凭借生产要素集中、公共利益导向、战略眼光长远、身份权威可信等优势成为网络中的关键核心节点，并通过统筹创新资源、明晰创新方向、协调各方利益等途径促成创新协同，强化创新网络治理能力。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总体由两极一枢纽所构成，一极是具有创新计划性的政府，另一极是具有创新发散性的多元创新主体，国有企业成为连接两极的核心枢纽，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既承担核心功能，通过创新引领、创新协调职能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创新中实现商业化利润，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参与使科层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真正成为力量配比渐变的、适配于各类创新的连续性组合谱系，结合的有机性得到显著增强。

功能性创新与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功能

功能性创新与国有企业高度适配

国有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应当基于对商业化利润的追求而从事竞争性创新活动；而作为核心功能的承担者，国有企业又需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从事一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乃至有政府引导条件下拒绝进入或供给不足的功能性创新活动。此时，非国有企业动力不足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其一，创新难度较高。某些技术或产品虽然拥有较为清晰的技术路线，但涉及工艺复杂、工序繁多、领域广泛，难以由单一厂商或少量厂商自发联合完成，而是需要众多政、企、学、研组织协同开展。由于政府对市场不够敏感，其内部的政治逻辑与企业的经济逻辑存在巨大鸿沟，因此往往导致创新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

其二，创新周期较长。某些创新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与持续的沉淀成本投入，但企业的纯粹资本逻辑往往将企业引向以股价作为主要决策依据的“股东至上原则”，从而以能够扩大企业短期利润的边际创新策略替代维持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大创新策略。私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与短视行为使市场往往难以形成支撑原始技术、核心技术创新的“耐心资本”。

其三，创新收益不足。由于创新具有极高的溢出效应，初创企业往往面临创始人与人力资本携带创新成果的外流问题，由于专利制度与竞业禁止条款难以完全阻断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资金注入往往难以实现其垄断收益预期。并且，过强的创新成果保护有时并不利于创新扩散与国家科技进步。

其四，创新风险较高。创新的高风险与融资约束问题是制约创新的一大痼疾，从创新一般性来看，原始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因其需要跨过产业化的“死亡之谷”与市场竞争的“达尔文之海”，而普遍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因此更依赖于科技金融发展。资本的风险规避性使很多潜在创新难以与资金成功结合。

由于上述原因，创新活动呈现一种规模悖论，一方面拥有丰裕要素与风险承担能力的大企业往往身处产业链分工的“舒适”环节，所面临竞争压力不足，因此不愿克服业务与战略“惯性”并承担创新的高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面临激烈竞争与生存压力，中小型企业往往具有强劲创新动力，且初创者更具备企业家精神，但其又普遍缺乏生产要素与风险承担能力。

此时，对于前者，政府的强支持与强刺激可能造成成本公共支出与收益私人占有的矛盾问题，并且大企业可能凭借其垄断地位与信息优势套取政策支持。而对于后者，政府又不善于甄别哪些项目存在商业化前景，从而使投资效率下降。这种创新活动的政府与市场双失灵问题客观要求国有企业承担起功能性创新职能。因此，功能性创新并不完全是缺乏经济价值的创新，其既包括潜在盈利空间充足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发生的创新，也包括对私人资本吸引力不足却对国家有利的创新。

国有企业的两类创新引领方式

大体上，可以将人类科技前沿面视作基准，向科技前沿面趋近的创新便是追赶式创新，而引领科技前沿面外拓的创新则是原始创新或突破式创新。其中，前者决定了一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后者则决定一国能否成为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中的引领者，占据价值链位势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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