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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广东作为我国开放前沿，一马当先，拥抱全球化，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成为“世界工厂”，2006年广东对外经贸依存度达到162.3%的峰值，尽享全球化红利。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在次贷危机、疫情大流行期间依靠财政政策稳定经济但积累了大量债务，美国想要阻止在债务周期与新技术革命中被中国赶超，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胁迫产业链外迁，推行“小院高墙”式断链。广东企业在这种全方位打压中受伤最多。据统计，2024年我国遭受贸易摩擦事件中，广东占了全国的一大半，逆全球化潮流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东产业发展与贸易增长。
我国城镇化发展周期、全球化周期以及全球产业技术周期等三大周期均发生重大调整，这三大周期是三十年到四十年的长周期深度调整和转折性变化，三期调整的共振与叠加，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长期的巨大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在中短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而广东首当其冲。
从某种程度而言，广东的应对、广东的探索，和四十多年前一样，对中国经济能否突出重围，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
三大周期叠加共振，短期压力集中而沉重，穿越周期的任务又时不我待，广东经济发展到了迎难而上的爬大坡、越大坎、过大关的关键时段。
但广东人历来不缺“到中流击水”的智慧和勇气。
三大周期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对于抱残守缺者而言，是深重危机，但对于开拓创新者而言，是“创造性破坏”的历史机遇。
实际上，从“适应新常态”，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广东人为牢牢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已经足足准备了十多年，在这三大赛道上，已经初步找到了“浪遏飞舟”的新的秘技和绝招。从大历史的视野和全球的格局来看，广东经济的创新动能、巨量市场动能、高度开放的动能都在全面积蓄，酝酿着又一次的凤凰涅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近几年来，广东制造面对双重挤压：
针对前者，广东以打造品牌、走出去、全国布局、全球生产来应对，已初见成效。针对后者，广东狠抓工业技术改造、紧盯技能人才培养，猛补基础科研和高等教育短板，持续提升研发投入……科技教育人才三个轮子一起转，制造业当家理念蔚然成风，从世界制造基地向全球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最关键的一跃，前景清晰可见。
智能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和发展重点。智能化革命的领军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粤港澳大湾区在此轮革命的优势推崇备至。2024年11月23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时，黄仁勋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
日本与德国虽是机电工业强国，但人工智能技术落后。
美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先，但缺乏机电工业。
不得不佩服黄仁勋慧眼独具。放眼全球，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的确是全球工匠技能、复杂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汇点，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汽车制造业是广东三大支柱产业，恰恰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要载体。
与此同时，华为智驾系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鸿蒙系统为智能时代万物互联提供了无限可能，广东消费级无人机产量占全球份额超过70%，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低空经济规模全国第一……广东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同样走在了世界前列。
制造业与人工智能“软硬结合“的双重优势，赋予了广东在新工业革命中独一无二的优势，也蕴含着无限潜能。
为抢占这决胜未来的制高点，广东十年磨一剑。
看资金投入：
广东不仅有华为、美的、比亚迪、大疆等世界级创新型企业，还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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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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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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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5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广东创新发展，拥有强大的后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