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将此界定为一个“全新内包”（radical insourcing）的世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吸引到信息技术最为便捷、制度最为完善的地方，而不是相对于工人生产率而言工资成本最低的地方。
虽然我把注意力放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上，但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造成国际贸易的减缓（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例如，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法律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原因，服务很难贸易。而且，随着富国不平等的加剧，它们自己也会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包。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滑，国内一体化进程也在推进，这两个因素限制了与中国开展贸易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最后，尽管这不是本文所强调的重点，但是未来20年可能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未来的世界贸易。
至少，我们需要考虑，全球化趋势在过去20年里可能已经达到了峰值。的确，2008年开始，贸易比产出增长更为缓慢，因而全球化的逻辑也可能在减缓。某种程度上，贸易的下滑反映了金融危机（贸易品往往更具周期性），或者说贸易在欧洲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欧洲，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较高）。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估算，而且最近的估算表明（Constantinescu、Mattoo and Ruta，2015），近期贸易下滑的一半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而且，我们看到了“回岸”（reshoring）的发生，即原先国际化的活动重新回归到国内。美国回岸的例子包括惠而浦公司（手动混合器）、卡特皮勒公司（挖掘机）和福特公司（商用货车）。然而，这一现象的规模及未来发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也很难用有限的数据进行估计。
在这个“全新内包”的世界中，大宗商品贸易是出口获益的主要来源，然而，大宗商品出口会带来收入不平等。我们来看一看收入最为平均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并且它们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储蓄和人力资本。多数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当高（这可能在俄罗斯表现得最明显）。政治精英获取资源和占有租金比较容易，例如很多石油出口国家，而基于人力资本的制造业财富则不容易带来这样的问题。当一国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加拿大、挪威）或较少的人口（文莱、挪威和科威特）或两者兼备时，基于自然资源财富的平均主义也可能出现，但总体来说，大宗商品出口不是中产阶级社会发展壮大的持久基础，至少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和那些既非人口小国又无良好治理的国家来说，是如此。
正如菲利普等人（Felipe、Mehta and Rhee，2015）所强调的，有望在未来带来收入增长并孕育出中产阶级社会的是制造业就业，例如东亚。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拉丁美洲的历史显示，这一地区直到20世纪早期才出现不平等。在19世纪末商品繁荣时期，不平等首次拉大，但那时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国家错失了很多“一碗水端平式”（leveling）的经济增长，而这类增长形式是20世纪早期的特征。收入不平等成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痼疾”，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直到今天都比较高（Williamson，2015）。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制造品出口的缺乏会丧失潜在的规模经济，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若没有机会出口丰田汽车，日本国内的汽车可能更加昂贵且质量较低。内驱型增长可能很难出现质的飞跃，未来的国内投资也很难保证有持续的盈余。制造业能创造强大的前向后向关联，一批成功的制造业企业可以为投入品产业提供资金，也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例如，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份额大于其GDP占比所显示的份额。同时，美国制造业还在商业研发中占据70%。
没有强劲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也会失去有利的规则约束和从全球市场学习的机会。国外购买者对商品质量的要求较高，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较高，对商品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且，一国很难利用国内政治操纵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如果一国能持续地出口高质量商品，该国就在不断地满足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并且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涓滴效应，有助于该国形成更广泛的产业群。这至少能说明，出口产生的GDP是真实的，它反映了实际产出能力的提升。现实中，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军事、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支带来GDP增长，但这样的GDP增长只是满足了统计标准，却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制造业就业岗位，尤其是大规模制造业和出口制造业的就业岗位，通常都出自正规经济部门，正规经济可以创造税收收入，尽管严格的规制和较高的税收增加了前期成本（upfront costs），但它可以使企业经营者从长远视角开展投资。企业为进入正规经济部门而承担高额前期成本的意愿与开展投资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渗透力的意愿是相关联的。这不同于多数小型生产企业和小型服务业企业（它们的固定成本很小，长期投资也较低）。另外，制造业出口创造了一个政治阶层，这个阶层从建造大量高质量的物质基础设施中获得既得利益，同时也对国家利益有较广泛的贡献，在韩国就是如此。
基于出口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有利于壮大一国的中产阶级。许多国内服务业就业岗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要么很高（如医生）要么很低（如售货员），服务业可以为很多人提供就业岗位，但很难使足够多的人走上收入提升的轨道。无论何时，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医生，售货员也不太可能提高生产率。售货员的销售额可能很高，但他积累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还是相对较低。只要员工学会操作收银机，并且掌握了菜单，学会对顾客微笑，大多数情况下，他就不再需要额外的进步，最好的情况是，这名员工以后会在该行业自立门户，并雇用更多的服务人员。相反，制造业企业的工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相对较高，并且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雇主就有理由培育他们的忠诚度，并开展人力资本投资。这样，中产阶级工人的核心力量就建立起来了，而且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雇员可被轻易替代的情况形成对比。根据这一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服务人员（如医生、律师）只占少数，而低生产率的服务人员占了多数。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但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人平均每小时可以多挣1.78美元，或超过10%，个别州甚至超过24%。
最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程度相对较高（Rodrik，2012）。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部门得以立足，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就可能持续提升，赶超步伐也更快。例如，一国一旦在自动化生产方面从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起步，它就有可能逐渐赶超世界领先国家。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没有这么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甚至更弱。这些典型化事实使我们相信，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有其独特作用，至少这有可能使一国走上赶超发展轨道。作为一种现实选择，除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人们通常还可以选择一直在农业部门就业，但农业部门的赶超非常之难（之后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更严格地说，某些服务出口也可能实现自动化。印度呼叫中心可能被图灵机器人代替；沙特阿拉伯也可能投入机器人，而停止雇用菲佣，从而减少菲律宾的国际汇款。许多服务业岗位看似难以自动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变成现实，机器人和无人机的精密程度正在快速提高，人工智能项目已经可以开展医疗诊断、故事编写、考试评级等。因此，科技可能使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变得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阶段的追赶式增长（无论是越南、印度尼西亚还是印度）将很难顺利进行，至少不能通过出口来实现。20世纪晚期，追赶式增长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跨境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增长，就如“东亚奇迹”所体现的那样。因此，如果以GDP占比来衡量的国际贸易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模式也将不那么重要。
在这一部分，价格歧视和知识产权租金流失所带来的涓滴式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我将这一机制称为“手机取代汽车工厂”。许多经济思想成为非竞争性的，因为它们一旦存在，很多人都可以对之进行配置。这一描述听起来与上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有些无关，但从广义进程来看它们是相通的。如果富国使用智能软件来替代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穷国也将以其他方式从中受益，包括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涓滴效应。
手机（或者引申为智能手机）是涓滴式消费的一个典范。手机所包含的技术已经被很多国家所掌握，这些国家都不贫穷（尽管中国对手机生产也有贡献），并且对穷国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手机的作用非常明显。
从全球来看，手机和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收益巨大而成本较小。在亚洲相对贫穷的地方，手机和智能手机的价格比西方国家要低，部分原因是价格歧视，例如，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穷国，三星会制定低价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穷国的居民倾向于购买质量略低的产品，即使如此，他们的很多需求也能得到满足。不久前，黑莓曾是美国最先进的手机品牌，但现在它基本只销往穷国，除了部分非洲国家，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南亚一些国家，当然，它在这些区域的定价也相对较低。
基于互联网、由互联网连接的低成本服务的整个链条已经延伸到很多穷国，而且，一些原始知识产权租金也已经渗透到贫穷的买者和用户身上。廉价的手机和智能手机之所以迅速传播，是因为最初的专利发明被快速效仿，而且通常是以更廉价的物质为载体，效仿有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印度尼西亚，Facebook软件可以嵌入手机设备。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与其输出制造品换取进口产品，不如改变路径，利用进口涓滴效应，以特别低的价格进入更贫穷的国家。
穷国不能以低于富国的价格获得成本不变的商品和服务，因为它们要支付更多的运输成本，还要为不完善的制度和低效的零售体系支付成本。如果富国生产了更多的水泥，这项活动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可能就很小。但对于边际成本下降的商品，情况会完全不同。
富国越关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部门，涓滴式增长就越为重要。过去几十年里，富国的很多重要创新都转向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最显著的是科技行业。科技行业在地理上容易集聚，并且以硅谷为中心，这是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典型特征。有一些产出是免费提供的（Google、Facebook），其他一些产出则表现出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只有单一的主导厂商提供网络产品（eBay、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对于科技行业的硬件设施，我们强调其升级换代、差异定价策略等，这些也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表现。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经济中的参与者都如科技行业一样，这种增长源泉就会相当显著。换句话说，在一个“软件通吃”（software eats the world，借用Marc Andreessen的措辞）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最终将会富裕，即使依靠出口走向趋同的传统路径已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