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
类似于自杀性袭击
）。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