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号啕大哭。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任何一件与他职业相关的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把服务过的很多机构前都加个“伪”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已经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20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那场历时数年“清队”运动，是“文革”以来，甚至是1949年以来，是全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许多人熬过了镇反、土改、审干、反右、反右倾，熬过了“四清”，甚至熬过了“文革”初兴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却没有熬过这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当时正值审干运动。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的诗书耕读者。上个世纪初，他们自洽自得的日子，被一次改朝换代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生活中。
祖父那一辈在几次不成功的投资经营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个，就是我祖父。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硚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我父亲兄弟姐妹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也正在学业攻读之中。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的阴影步步逼近。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所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