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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公司在海外无限期再投资的利润已经高达2.6万亿美元;而对应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资产，可能高达1.08万亿美元左右，故如果按照14%的众议院版本的税率，仅现金这一部分资产所对应应缴税款1500亿美元左右;而如果假设这些资金全部回流美国的话，规模将高达9300亿美元左右。
2005年《国土投资法》(HIA)带来了约3000亿美元的收益。当前美国企业海外收入预计在2.5-3.0万亿美元之间，
如果按2005年资金回流的比例(三分之一)计算，预计将有约8000-1亿美元资金回流。
税改对于美国企业和国家都是非常大的利好，美股基于这样的利好不断创着新高。唯独政府担忧税改会减少税收，增加财政赤字，这是要断政府的财路。这也说明，推动这个税改的落地也是需要突破层层阻力，需要一定的魄力。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腹地，如此重大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深远影响。
早在税改法案刚提出之时，德国法国就纷纷发表声明声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
在特朗普减税计划正式得到立法通过并落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不可避免地跟进，有望形成一轮全球减税浪潮。
原因很简单，美国市场的税负降低，如果其他国家不变，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市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就会面临资本流失，投资降低，进而就业面临压力的问题。
事实上，在特朗普推出税改计划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来应对：
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本届内阁已宣称，至 2020 年将企业税下调至 17%;
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和税种减并改革;
韩国央行亦宣布近六年来的首次加息;
中国则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中间「费用」，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美国的企业和民众，将在税改法案落地后，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代价是美国的政府将面临更大的财政赤字。从这个意义上，倒是真正的实现了「藏富于民」。
第一，刺激在华的美国资本回流。
由于更低的税负环境，更透明的政商关系，以及对冲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将更有动力撤离中国，尤其是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对海外利润回流的税收框架的改变，会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公司的撤离。
美国资本的撤离，一方面会降低就业和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本土企业以新的发展机会。
事实上，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不少本土企业因为管理、技术落后的原因，不得不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问题。
比如中国的机床行业，就在外资巨头(马扎克、西门子、哈斯等)的竞争下亏损累累，一批本土企业最终破产倒闭。
外资的撤离，会给这些本土企业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没有了「鲶鱼效应」，行业如何实现迭代升级，又将是经济面临的新的问题。
如果全球减税浪潮真的形成，那么除了美国企业，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也将增加，如果中国的税费体系继续错综复杂，税负总量居高不下的话。
第二，资本外流的压力。
资本外流的压力，除了外资企业的利润回流和投资撤离之外，还表现为金融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
尽管中国自去年以来，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但这一措施在国内经济的两大问题
(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
解决之后，将会逐渐回归正常。放松资本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必然要求。
随着减税计划的实施，美国经济将获得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强劲支撑，其经济表现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一骑绝尘。届时其资产价格的表现，也可能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下，优于中国市场。
资本追求更高更确定的收益，自然会有动力流入美国。
第三，人民币可能重回贬值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