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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催生出工具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如同一台精密却冰冷的机床，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切割成可量化的数据模块。当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碾压，生命的意义坐标系便陷入坍缩。消费主义用符号狂欢制造虚假意义：限量球鞋、餐厅打卡......这些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幻象，不过是商业为填补意义黑洞设计的数字多巴胺。当年轻人陷入“躺平”与“内卷”的钟摆式困境，本质上是对工具理性暴政的消极抵抗——既然人生被简化为“升学 - 就业 - 买房”的线性程序，那么拒绝参与这一游戏便成为最后的尊严防线。
工业革命催生的“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也彻底改变了自然和气候。2024 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从北美、欧洲到东亚、南亚，高强度、大范围的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北极圈气温突破 38℃、物种灭绝速率超自然千倍、微塑料污染侵入人体，人类正在面临真实的环境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直言：“你们听到时钟在滴答作响。我们正处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水平的最后倒计时中，而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物理学家霍金警告地球可能在 200 年内不宜居住，这种危机不同于过往自然灾害，而是人类活动直接动摇物种存续根基。
当生存环境本身蜕变为人类文明的重大威胁时，“延续文明”这一根本意义遭遇空前挑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尾声至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 1980 年代前后，许多曾经坚固、确定之物开始变得飘忽不定，传统价值体系崩塌与新型意义重构并存，现代性内在矛盾集中爆发，自然与精神危机双重叠加，其后果不仅是环境恶化或存在主义危机，更是人类文明整体存续的挑战。
AI 在许多领域已经完胜人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还将继续见证 AI 能力的持续突破。但未来其是否可以变成一个超越人类的智能种群，目前行业大牛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忧虑派代表者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奖者杰夫·辛顿认为，AI是区别于人类智能的新类型智能，未来30年内，AI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是10%-20%，通过UBI（全民基本收入）、公平的财富分配等制度来防止AI加剧经济不平等；中性偏向乐观的代表、同样是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则宽慰我们说，大模型不会导致AGI，担忧AI的生存性威胁是荒谬的，AI应被视为增强而非取代人类智慧的工具，应当支持开源AI发展，以防止权力集中和垄断，促进透明和创新。
无论是忧虑派还是中性偏乐观派，事实上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
若超级通用人工智能成真，大概率将冲击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人类生存意义，让人类在“工具人”的设定上滑落得更远，届时该如何是好。
纪录片导演詹姆斯·巴拉特把 AI 称之为“我们最后的发明”，他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本质，探索它的应用，弄清是谁在控制它，并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讨论一下未来我们是否能控制它等问题。
詹姆斯·巴拉特貌似危言耸听，但并不无道理。在劳动被异化、劳动者被高度工具化的大环境下，AI 大范围替代许多人类专长的工作几乎是可预见的。高盛在 2023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大规模影响》预测，AI 会影响相当于 3 亿份全职工作的工作量。在美国和欧洲，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动化。
相比蓝领工作，大量办公室白领工作面临的挑战更严峻。白领工作遵循着清晰的输入-输出模型：法律文书有固定范式，财务分析依赖既定指标，客服话术存在最优路径。这些高度结构化的思维框架，特别是处理数据、执行复杂计算和自动化决策正是机器学习最擅长的领域，因此，当人类还在用“经验”决策时，AI 已用全网数据重建了决策树。反观蓝领的肌肉记忆和临场应变，反而构成了算法暂时难以攻克的生物黑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