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梅林的风格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们。由于受到从文献检索、实验设计、实验技能到实验室管理的“全方位”科研训练，梅林实验室培养的博士后大都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他们很多回到中国后都成了独立PI
（ 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项目负责人）
。目前据统计任独立PI的已有二十多人，其中不乏国家万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杰青和优青等。“这在乔治亚医学院的其他实验室是比较罕见的。”陶艳梅说，一些人会因为安逸的生活反而更倾向于做个普通的实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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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梅林博士生吴海涛回国前全体实验室成员在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的IMMAG研究所楼前合影。
到凯斯西储大学之后梅林的工作变得更庞杂了。每天除了学校的各种会议活动之外，他的工作还包括为系里募集资金，这就意味着要经常跟当地的财团、公司接触；此外，他还兼任克利夫兰脑健康计划的主任，这意味着他还要担负自己所在的神经科学系与当地的其他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合作、协调工作。
梅林每天的生活忙碌而简单。每天除了十三四个小时的工作，仅有的休闲活动是早上上班前或晚上回家后的跑步。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个正式的上班时间里，作为系主任，他的时间表不受自己控制，在官方的时间表里，各种会议、活动安插其中。所以他每天早上六点甚至五点就到办公室了，这样自己每天可以有三四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早起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督促下养成的习惯，另一个与之相伴的习惯是跑步。少年时，每天早上母亲都要将他和弟弟妹妹从床上叫起来跑步。
问起梅林这位新任系主任的愿景，他的回答朴实而有分量，他说希望将自己的系“搞得更好”，也就是在目前基础上，将他所在的神经科学系建设成为研究实力更强、更具学术影响力的院系。“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除了你自己的科研做得很好以外，你总是希望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比如说对社会有一个影响吧。”梅林说。
他也一直在中国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早在1998年，他就与蒲慕明、吴建屏、鲁白、饶毅几位神经科学家一起提议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又到南方医科大学担任长江学者并与这所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合作。2013年，梅林回到了他的母校南昌大学
（梅林曾经就读的江西医学院于2005与南昌大学合并）
，担任生命科学研究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每周一早上美国当地时间凌晨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是梅林和南昌大学的博士生线上讨论的固定时间，学生汇报课题进展，评论领域的新文章，每次持续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没有选择到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南昌大学，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贡献——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在科研资源上依然悬殊，他的选择可以对这种鸿沟作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弥合。
梅林1959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父母就被下放到了江西德安县廖村当“赤脚医生”。在小梅林的印象中，廖村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当年去的路上，汽车行驶了大半天时间，但现在看来只是离南昌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山村。梅林和家人住在废弃的村部里，这座二层小楼背靠小山，前面不远处是条小河。他和弟弟一起到后山采松针当柴火；夏天的时候，在河里游泳、钓鱼。除此之外，廖村的记忆里还包括吃不完的水果和家里养的一条狗。
1975年高中毕业后，按照国家政策，他们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父母就把梅林留在了城里——他是老大。梅林先在南昌第二印刷厂做了学徒，考虑到“大集体”单位不稳定，一年后又去了国营单位江西省林业汽车运输团。十几个年轻人坐在四吨重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轮流进驾驶室，学习开车。他们几乎跑遍了南昌近郊的所有乡镇和县城。当时司机是社会上最吃香的三个职业之一，另外两个是屠夫和医生。当梅林报名参加1977年高考的时候，周围同事都不理解。他很快就要转正了，转正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多块钱，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也不过多十块而已。而且读大学的这几年还赚不了钱。同事们都觉得梅林傻，但他没有算这个账，就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我肯定要去
（考）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