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波：
本书主标题“天下之极”与副标题“世界枢纽”，是同一问题在古今不同场景中的表述。“极”与“枢纽”，在古代天学中都可以指北极附近区域诸星，大体可视为同义，天下和世界，则有古今中外之别。“天下”出自中国，“世界”出自佛教，近代被用来对译world（cosmos）。天下默认有天地上下结构，虽不排斥“诸天下”，但单数意味更强；“世界”在佛教观念中，本身即指“诸世界”，且一般没有明确的上下指涉。因此，主标题中的“天下”与副标题中的“世界”并不完全一致，也可以说，从“天下之极”到“世界枢纽”，本身也是一种“古今之变”。
另外，“极”兼有中心和边界两种含义，对本书特别重要的是，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易有太极”异书为“易有大恒”，提示“极”有“恒”的含义。您提到古代思想中的“永恒回归”主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大恒”（“永恒运动”）都以天体的圆周运动为象，直到近代早期天文学发现天体运动轨道实际上是椭圆前，一直都是这样。
您在书中所说的三次宇宙论的危机，某种程度上说，是原本设定的天极、地极都无法承当世界图景的锚点。您在书中提到：“唐宋之际，南北盛衰之势，让两宋士人对天运地气推移下人极的转移，有了明确的体认，则前述世界的恒定感，就逐渐被世界的变异感所取代。并且影响到另一条构造华夏世界图式的路径，和融南北地理与文明视野，兼综理学、经学、象数《易》学与堪舆数术，以天地大形势之说建天下之极。”这种变化与宇宙论的关联似乎已经很稀薄了？那么，从自然中“脱嵌”的“独立人极”能否作为锚点单独建立世界图景？
高波：
您指出了唐宋之际的重要性，令人联想到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史最重要的学说。内藤湖南重点谈宋以降中古贵族社会解体，宫崎市定则认为关键在从大一统到诸国并立（所谓“东洋的近世”），不过都没有明确涉及天地观念。我认为唐宋变革还有一层意涵就是天地观念转变。汉魏到唐宋，极星动移、冬至岁差等现象被发现，乃至在太行山上发现蚌壳，让沧海桑田之类的上古传说获得实证支持，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北人文地理景观变化巨大，这都促成了天地可变易观念的兴起。
不过发现变易和寻求确定的宇宙秩序，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不是发现某些日常难以解释的现象，本身也不需要系统化的宇宙论。本书着重探讨的是，唐宋以降各种天地与文明变易观念，催生了和两汉时期不太一样的“大恒”观念，也促成了对象数和义理、变易和不易（或者说迹和“所以迹”，用和体）较前远为辩证的理解。比如天体“周行”被认为是围绕不可见之位（北极）而非可见之象（北辰），天运循环不是以历法年为周期，而是以两万六千年的岁差循环为周期，大地之极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随地运、气脉移动等等。这些宇宙论与地理学上的“象”，赋予了“无极而太极”之类的理学思辨在天地秩序层面的“实感”，当然，这些天地之象和“日常”的关系不那么直接和自明，需要反复“格物”。
天地变易就使人的闻见之知变得隐秘了，可能引发日常意义感“稀薄化”，不过这并不一定会导致从自然中“脱嵌”甚至独立人极。古代中国的情况正相反，因为难以解释各种变易，人和天地的相即关系不再自明，感受到这种“脱嵌”的危险，因此要努力在种种看似无序的变易后发现更隐秘、往往时间尺度也更大的“大恒”。
您认为以“无限宇宙论与地动说”为表征的第三次宇宙论危机，相对前两次的宇宙论危机，致命的冲击在哪里？为什么直到这次才造成古代宇宙观与义理论的崩解？
高波：
我认为一个因素是天地尺度的失衡。在古代宇宙论（不管是浑天说还是盖天说）中，天和地的尺度相差不太远，这种均衡感，让天、地、人三极说比较好安顿。而“无限宇宙”意味着天的尺度要远远超过地，三极说就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个因素是宇宙从丰盈到空虚的观念转变。即使是无限宇宙，如果比较丰盈，比如说火星和金星都宜居，太阳系离其他星系不远，可以星际飞行抵达，那么无限宇宙观念的冲击就没那么大。清末民初，伴随西方宇宙论，科幻小说也输入了中国，当时人们还相信火星上可能有高等智慧生命，火星人之类，康有为、廖平这一代人很受这种构想的影响，但后来发现不要说外星人，外星生命可能都不存在。另外晚清输入的宇宙论仍相信“以太”存在，谭嗣同认为这就是生生之德的宇宙对应。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就不一样了，以太说破产，这时吴稚晖等人对无限宇宙的感受就和晚清人很不一样，后者强调宇宙中有无数星辰，因此很明亮，而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这篇长文中，对宇宙的感受却是“漆黑一团”。
最后一个因素是时间的拉长。相较空间上无限延展的宇宙，比个人生命乃至人类史都远远更长的自然史、地球史乃至宇宙史，可能对天地人均衡的三极结构冲击更大。进化论以渐变说为前提，其自然史远远长于人类史，人类史又远远长于文明史，那个著名的时钟的比方，以表盘一周模拟地球从上古到当下的演化，人类出现在正午十二点前最后一分钟，文明的出现更是短到用秒针也无法表示，自然不存在天、地、人的比例均衡关系。
无限宇宙观念（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并不是近代产物，古代中、西思想都已经有了，如佛教就有尺度极大的无限宇宙构想，汉唐间输入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各种“有极世界”的构想，或许是因为这更多是观念思辨，“非常异义可怪”，因此可以存而不论。近代的无限宇宙观念则不同，通过各种观测乃至器物，它可被间接“经验”，和天地人三极说的矛盾就不可回避了。
从佛教进入中国起，诸天下或诸世界的观念就形成了，对于原初的宇宙论帝国状态，都是极为强大的挑战，无论是“二伯分陕”式的“分天下”，还是以昆仑为中心、四水分流四方的“诸天下”，似乎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凭借这种自洽式的容摄，才拒绝承认这是天下秩序的崩解？
高波：
古代中国的“诸天下”观念在佛教传入前已有雏形，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通西域。从义理上来说，太极阴阳、体用等范畴，都有一和二、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不排斥出现“诸天下”式的构想。另外，汉字没有单、复数之分，古人说天下，不必明确指单一天下还是“诸天下”。这往往被当作汉字不适合哲学的例证，但在单、复数间保持两可，也就为“诸天下”观念的存续与发展，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