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我刚得悉自己罹患癌症时，我的头脑还处于往昔的“医生状态”，
反而没有那种我所观察到的病人惊愕、恐惧或伤心。所感受的只是希望可以多了解一点这类型的癌症，
心里想著哪一种肿瘤杂志我会在见完医生后去搜索，甚至觉得自己的临床和教学方面每星期、每月的计划不会中止或变动。
可能是这种测量自己的影像、病理报告，搜索医学文献，去研究自己的疾病，
是一种隔绝震惊的形式；它又刚好属于我的本行最熟悉的动作和行事，
所以突然听到噩耗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条件反射似的，将自己的思维转作一种学习和研究的形式。
此过程让我理解了为什麽一些病人在心血管病非常严重时，锲而不捨地钻牛角尖，
要求我解答许多我认为对疾病大方向的治疗无关痛痒的细节；
有的病人会经常在每次复诊前在网上列印很多资料，捅来和我讨论，“听我的意见”，其实只是令他的心得到一些安慰；而我经常觉得这种执著是浪费时间，我难以理解这种不懂得抓重点的行为。等到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时我就明白，这种好像“糊涂”的举措是为了努力一种假像，仿佛自己还有能力掌控大局，以免陷于恐惧。这个假像就包含不断学习、研究、寻找答案的形式。
我的同事非常体贴，知道了消息马上开始帮我照顾我的所有病人，让我专心休息。我任职所在的心脏科在我接受治疗不能上班的过程中，
继续发工资给我。但我还是答称不要紧，以为我是不可能病到不能工作的地步。
即使不能维持原有工作量，或可减少工作量、病人的数量，或可在幕后通过看病人的结果，和电话上继续免费解答他们的疑难。而后者（电话谘询）已是每个医生的日常事务。我觉得自己还可继续做。
如此无视问题的严重性，坚持工作，其实也是不愿面对残酷现实的一个反应。
做了手术我才躺在床上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我不再是指导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医生，
而是一个身体上有病的人。在此之前每次我和我的医生探讨病情，
我站在旁边就像是他的同事，一起讨论一个第三者的病理报告和身体影像的结果，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最镇静、最合作的病人，其实也是一个最否认现实的人。
作为病人，我也经历过标准化医疗手段带来的不快。例如当我化疗后白细胞减少，不同的感染都少不了新一轮的X光胸片，抽血做细菌、
真菌和病毒的培养，而且多是正值我难以有足够睡眠的情况（因肠胃不适的和高烧、发冷等而致）
，还因护士定时检测我的体温，发现我体温升高便亮灯为我抽血，用床或轮椅把我带去放射科；如我太软弱无力则由放射科工作人员前来为我照胸片，这些都使我本已软弱如麵条的身体备受折腾。
尽管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重要的步骤，
是医生不希望失去捕捉到细菌、病毒和真菌的机会。
只有捕捉到这些病原体资料，他们才可以有的放矢地调整抗病毒和抗菌的药物。
当我手术后伤口的疼痛令我受皮肉之苦时，也感恩能有一个装有微型电脑的自行控制的止痛静脉注射器（Patient Control Analgesia，PCA)。
它其实不是新技术，但此次我切身体会到给病人一个自我控制的机会是何等重要。
病人无须等到疼痛难忍时才按铃召唤护士，为己作止痛注射。因为无论护士来得多快，总有一段时间让病人继续忍受痛苦。何况当时未必有护士可以即时自其正在执勤的地方脱身前来。
这种自我掌握命运的感觉很宝贵，自然PCA的预设止痛药剂量有一定上限，病人不能多次按掣。因为不少止痛剂是吗啡或其衍生物，剂量太大可能会抑制呼吸。
我另一个感受就是，医学固然并非精确的科学，通常我们对预后的估计和一个治疗手段效果的估计，只是有一个数字附带上去的估计，
也就是一个统计上的可能性。病人经常（差不多是常规性）的问题是，
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或这个治疗有无副作用，每天听到很多次这种问题，有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很难给你“是”或“否”的答案：有百分之几的可能会达到预期效果，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这种副作用或那种并发的几率；至于严重与否，取决于你对疾病的认识和我们治疗过程中效果的动态评定。
这些说法确实很科学，但同时也是令患者不安的答案。当然，我看来严谨的回答是一个职业化的表现，不是光说病人想听的；但当自己是病人时我就突然觉得，这些数字和计算之后的回答，对于身患重病、面对重大医疗选择的病人来说，蕴含著一种令人失望的冷漠。
诚然，医生主要职责是治病救人，
尽力使之康复。能够安抚其心情，解除他的思想包袱当然很好，
却未必可以做到。于是，病人难免因得不到安慰而沮丧，通常他不会因为认识到该答案的客观性而对答话的医生有所体谅，可能心里认为对方仅仅以事论事，一味“公事公办”，做交易一般。
这回我成了病人才真切地明白：医疗的过程重在客观地评定患者的病况并给予科学性的治疗，
这样，有时情感上的安慰是难以兼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