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就用王道“衰—兴”囊括了王业之“失—复”，“一世之间”的政治中衰获得了与王位得失同样重要的地位，并且覆盖之。
治道与政权等量齐观，这是治道重要性的上升，与宋代道学的成立同趋。
王义山将“政治”与“土宇”并举而论中兴，强调“政治”所由出之“人道”为光复“土宇”大一统的必由之路：
盖中兴之道有二：有中兴其祖宗创业之政治者，有中兴其祖宗创业之土宇者。今文轨一家，版图有将合之机，而未至于大一统者，岂非人道之犹有当思欤？继自今以往，能以《诗》之所以复古者修政事，则人道立矣。如是，而海宇之未全清，臣不信也。
本文不关注中兴观，重在由其看周期观。
王朝之“中”，“一世之间”，是以“中衰”“中微”而复兴为标识的。以王道作为判别中兴的标准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表明了对王朝自身周期之“中衰”“中微”的判别标准不再局限于治统得失，更高的标准是治道与治理的盛衰。治道“中衰”的观念，成为评定、预判王朝所处周期定位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本朝既往历史的治道展开中寻找“中”，说明王朝作为治理单元的本位觉醒，虽然“中”尚未自觉为即时评估治道盛衰的信息，但“中”的时刻与标准一旦自觉，就可以为抛开天道认知范式的框架，转入以治道为主，根据治理盛衰表现来警示发展周期、省思治理得失，铺平道路。这是王朝时期中国政治周期观乃至治道思想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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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黄庭坚 《
题中兴颂后》
拓片 立轴 230x180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升华，明初人已重视以“中叶”谈前代治道兴衰。至弘治五年，时值明代中叶，丘濬用治道“中微”的规律警示明孝宗。他用“中微”解构了“大数”。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谓天地大数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国祚大数以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但“三代以后，惟汉、唐、宋国祚为最长，然皆不能满其国祚之元数，多者不过三四百年”。何以如是？是“中微”损耗元气，使其不能完满“大数”：“如人寿以百二十年为一元，然非善摄养者，惜元气，存仁心，谨身节用，不能尽其天年，以满其元也。是以汉、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后，往往中微。”而这“中微”，是人力、治道所致：
政务日趋于弊，风俗日趋于薄，纪纲日趋于弛。由是驯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无他，中世继体之君，皆生于世道丰亨之际，宫闱安乐之中，不历险阻，不经忧患，天示变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无其节，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无有奋发之志，颠倒错乱，甘为败亡之归也。
预警而应变，针对“将微”，是可以匡扶“中微”的：“向使其君若臣，当其将微之时，灼然预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国祚岂止于此哉！”当时的明朝在建国时间与政治态势上，都已处于“中微”的位置上。这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时刻：
是时也，其世道升隆之会，而治乱安危之机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乱、可危。持其安，使不至于危；保其治，使不至于乱。销已然之变，而使之不为灾；倾将否之运，而使之转为泰。其斡旋之机，政在于皇上。今日失此时而不为，踵其后者，纵欲有所为，无及矣。
同时代人陈建将丘濬奏疏收入《皇明通纪》并下按语：“丘文庄此疏，先借汉、唐、宋中叶为喻，以警圣心，而终陈二十二事款，设为论答之辞，以牖圣听。”可见历代“中叶”以迄丘、陈所处时代之间已经形成同喻，为当时之世所共喻。此“喻”即有似于岸本美绪所言之“同时代感”：“对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超越时间的‘同时代’感觉是十分普通的事，不如说，这就是他们在历史当中寻找教训的前提。”
从“中叶”“中微”这个政治时刻来论本朝政治，已经是基于“同时代感”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泛泛的、随意的“喻”例。
具有历史上的事实经验支持与感觉响应的“同时代感”，提示和论证了君臣共喻的对于“中叶”的“时代感觉”，是能够发挥警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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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何绍基《中兴颂册》
纸本 册(折装) 25x19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建自述撰著《皇明通纪》的缘起，就是士大夫值“中叶”应整理总结本朝治理经验以劝当今的自觉：
宫端泰泉黄先生见之，谂建曰：“昔汉中叶，有司马迁《史记》，有班固《汉书》，有荀悦《汉纪》；宋中叶，有李焘《长编》，皆搜载当时累朝制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朝自太祖开基，圣子神孙重光继照，垂二百祀矣，而未有纪者。”
三氏之作
（班固作《汉书》，孙盛作《晋春秋》，李焘作《续通鉴长编》）
，皆当国家中叶，当时朝廷皆乐睹其成，未尝以为嫌也。区区《通纪》，殆三氏之遗矩乎！
陈建的笔端，亦流出一种本朝国祚的长时间感，基于此长时间感的功德自信与中叶德薄的忧思是一体之两翼。
清中期的魏源，完全抛开了神秘的大周期循环，以王朝为本位，以军事为例，从历代统治较长时间的王朝之兴衰史总结规律，揭出其“中叶”现象：
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棰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
丘濬、陈建、魏源等的“中叶”论，以王朝周期的预判胜过了历史大循环的定数，治道与功德跃居首位，以治理优劣、治道盛衰为判断标准，亦从振起治道谋求解决，与天道大周期观念下的因果推演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王朝中叶一直存在治理不彰的黯淡时期，但因眼光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是放在天道往复的大框架里，还是从王朝本位的治道兴衰周期出发；是神秘主义的决定论，还是对人事的自觉省思与规律总结；是改历、易号，还是以理性的治理变革应对；在统系视野下，大位得失之后才值得标注，只有在“中叶”的“衰—兴”视野下，“中微”才成为至关紧要的时刻与周期，进而通往对政权兴亡乃至更大周期的理解。
作为时间语汇，“叶”与“世”通用。在传统中国对王朝、氏族发展阶段的指称中，“中叶”一般与“中世”同义通用。“中叶”是阶段，也反复出现而成为周期，中世则亦多用于指称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先秦典籍与诸子论说中，常将自古及今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上世/上古/伯世—中世/中古/叔世—季世”。“伯世”与“季世”之间的一段，称之为“中/仲世”或“叔世”都可以。总之，是与“伯”和“季”都不同、介于两者的发展状态观感调性之间的一个时期。“中世”是相对的时间概念，变动不居，随着历史时间拉长而逐渐后移，但都指古代以后、有明显刻度断裂的一个时段。既以中世指称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又以王朝中段为中世，可见大小套叠的中世概念。大历史的发展趋势，呈现“德下衰”的过程，“世愈降，德愈卑，政愈促”。“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亦如“每观上古爱民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王朝一世之“中”犹如人类之中世，套叠的大、小两个中世的盛衰逻辑也是一致的。虽然“盛德必百世祀”，但王朝的“道德功烈”也在创业、鼎盛后，趋于损耗与衰退，政治生命力随之趋于微薄。大历史阶段与王朝小周期两个“中世”的价值评判一致，小周期中的治理状态折射大历史“演退”，大历史阶段的价值标准投射到小周期上。小、大相应，相互为用，中世历史阶段的治道衰败意涵增强了王朝中叶周期的中衰位置，强化了王朝中叶治道之“薄”的意蕴，使得中叶衰颓的意蕴更加确定、丰厚。
中世衰微的政治时间观念，或者说将衰微时段划定于中世、中叶的观念，在政治体的兴衰论证中越来越趋于定型，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与观念中常见的概念。略观宋、元以降历代史书与时论，王朝中世之景象衰微颇相类似，“同时代感”洋溢于史家与论者之笔下：
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凌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
汉唐中世，兵祸频仍，事力雕耗。
东都中世，长吏贪浊，缘隙产寇，乃若中兴之初，并郡国，省调役，田租三十税一，上下勤约，末流致寇之弊未见于维新之时也。
汉、唐中世，窃权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宠遇之过。
元初风气质实，与汉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劝农使，又用五事课守令，以劝农系其衔。故当是时，良吏班班可见，亦宽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后，循良之政，史氏缺于记载。
（吕紫微）
又曰：刘器之论当时人物，多云弱，实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中叶”作为周期如此确定，便于以或长、或短时间周期的特质相比拟。龚自珍从《春秋》中抽出“书契以降”的“治世”“衰世”“乱世”共“三等之世”，又从年、天来比拟：“岁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大小套叠，皆为“中叶”之喻，汇入对“一世之中”的讨论，更加形象可感。
从王朝周期之“中”来看，“中叶”“中兴”之“中”，既不是泛泛的“‘再’或者‘另一个’”，也不是绝对的、平均的“中间”
（“首尾均也”）
，而应在王观国所言的“一世之间”“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耳”基础上再加理解，它指的是，建国相当长时间之后，居于“盛世”与“末世”之间的政治“中期”，既是这个时间段，更对应着一种政治与治理的状态与形势，时人则往往感受到的是身处一个安危之际的关键性时刻。经历了开国、盛世，进入衰颓不振的疲敝状态，人们担心乱世亡国的到来，定义身处“中叶”，力图“中兴”，但从汉代以降的王朝史来看，即便“中兴”有成，也难以彻底改变颓势，衰亡总是会在“中兴”后到来，于是，“中叶”“中世”就与“中微”“中衰”相对应，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意涵的“政治时间”。这种颇具价值评判色彩的政治时间意蕴历汉、唐、宋而定型，到明、清两代，已成为世所同喻的“同时代感”，亦为共识警醒的规律性认识。
比较而言，汉儒也看到了王朝中期的治理衰微问题，在作为汉室中兴之东汉一朝的内部亦有“中叶”的划分，如“至于中叶，盛业渐衰”，但受限于大周期的认知框架，只能得出德运定数的理解，提出天道的应对方案。在经典与历史记载中的“中叶”的启示下，宏观周期下的中兴挽救意味着“中”的政治时间刻度的存在，但具有确定的政治意涵而可以为“喻”的“中叶”概念尚未成型，“中叶”作为一个政治时刻的自觉也未形成，它只是经验的，而不是自觉的，没有成为独立判断世运的依据。谷永虽以“时世有中季”为论，但仍以“天道有盛衰”为定，终归于“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值百六之灾厄”。
王朝还没到终结之时，何以判断“中叶”已至？作为“一世之间”的“中叶”，并非计算得出，而是历史经验积累与理性总结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时代感觉，根据本朝发展状态与历史周期经验的相似：
一是建国百年左右，时间足够长，历史经验显示到了要出问题的时间。丘濬总结“汉、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后，往往中微”。陈建认为这个政治衰败是“推之天下，莫不皆然”的“世变”。魏源则从本朝现状与历代中叶“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的景象一致来判断。历史经验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衰微，纵使王朝积德深厚，政治兴衰亦有其数，“积弊”的归因指向王朝政治体制。
二是盛衰对比，事实验证了历史的周期循环。经历了开创、稳定甚至鼎盛的阶段，中叶状态与之形成对比，具备了衰落的共性表征，包括国势、制度、吏治和风俗等。嘉靖时，国政已予人“中叶”之感，这是陈建著书的时代语境：
抑尝因此阅历世变，尤有感焉。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度支恒忧匮乏也；祖宗时法度昭明，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
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