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师对中国东亚论述谱系的研究构想将聚焦于三个层面：
首先，通过分析“世界-亚洲-中国”这一三层空间认识结构，探讨全球主义
（反帝国主义）
、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互动与转化机制；其次，考察东亚论述中“文明论”与“局势论”的内涵及其关系；最后，深入探究东亚论述如何成为推动国家内部改革的动力机制。
作为这一系统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讲座特别聚焦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通过三重维度的考察——梳理孙中山亚洲主义研究现状、比照民国时期其他思想家的亚洲主义思想、检视后冷战时期中国“作为方法的亚洲”论述——将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下加以相对化思考。
在探讨孙中山亚洲主义的思想结构时，白老师首先聚焦于一则文本源流的考辨问题。他指出，孙中山1924年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记录存在中日文版本的显著差异：日文版缺少了中文文本末尾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批评性论述，而中文版则保留了以“王道”和“霸道”理念暗讽日本扩张主义的内容。据孙江的研究，中文版中突然插入的“王道”论述可能受到王正廷的影响，后者曾于1923年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王道与霸道》一文，借文化隐喻向日本施压
（参见孙江：《孙中山临终演讲被删改的20分钟：日本为何害怕“王道”宣言？》，谓无名公众号，2025年3月12日，https://mp.weixin.qq.com/s/q8mm7Wty3N77_yVA4_8uvA）
。孙中山选择以俄国“弃霸道行王道”的叙事间接批评日本，既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策略性表达，也反映出跨文化传播中思想表述的适应性调整。而在既有研究中，白老师指出，学界长期将孙中山的亚洲观简化为“以王道复兴中华文明”的文明论叙事。这种解释虽捕捉到其思想的文化底色，却忽略了其作为革命家与政治实践者的多重维度。为此，他提出需从“局势论”与“文明论”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所提出的亚洲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