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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
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 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
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
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
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