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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有一位36岁的学生，同时也是她婚恋调研的访谈对象。学生告诉她，到了这个年纪，身边催婚的人都消停了，包括领导、同事，在她面前也不会轻易聊到结婚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你就这样了。”
如果没法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年纪顺利结婚，取而代之的，就是对个人价值的全方位否定。孟佳经常听到别人议论隔壁乡镇单位一个50岁左右的未婚大姐，“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要么是精神上的，“性格是不是有问题”，要么是生理上的，身体是不是有缺陷，生不了孩子。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环境带来的焦虑感。
在河南家乡的一个体制内岗位工作的晓媛身边有不少单身朋友。她们表面看起来过得很开心，私下聊天时，才会透露，自己焦虑得不得了，父母每天在耳边念叨。有人说气话，“干脆找个人随便嫁了。”晓媛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看见台上像是强行凑成一对的新人，新娘年轻漂亮，至于新郎，“长得很不行。”她替那个女孩感到惋惜：“我们受教育多年，有才华有头脑有理想，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呢？”她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那些想要回乡发展，又有结婚意愿的女性：没有做好下嫁的准备，千万别回小县城。
晓媛是身边不少人的羡慕对象。她已婚，丈夫也同在体制内。晓媛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双职工家庭，丈夫的家庭也不比她差。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又门当户对。但晓媛也做了让步，比如接受一个精神上不完全契合的伴侣，“我要是用这个标准，估计这辈子也找不到对象。”
晓媛喜欢看书，历史、哲学、心理学，她跟丈夫探讨书里的内容。丈夫是医生，人更务实，这些书没看过，接不上话，只能用“嗯、哦”来礼貌回应。两个人拌嘴，晓媛也会攻击丈夫：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从不审视自己的人生。
丈夫也不理解，晓媛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追问意义。一个月到头，有人发工资不就完了吗？生活的意义，就是工资到手，每周出去，穿暖吃好，多开心，为什么总是要追问那些东西呢？
“我工资还比你高呢。你每天都想这些东西，工资还是那么少。”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许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停留在了单身状态。
欧阳静的论文中，引用了一组她在中西部一个县城里拿到的数据。数据来自县里的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和卫生局：
“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
这意味着，在8位女性中，至少有1位大龄未婚。在她们中间，很多是县城里最优秀的女性，比如女公务员、女干部等。
选择单身，是因为县域女性择偶标准太高了吗？欧阳静并不这样认为。
在她看来，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北上广，还是中西部小县城，女性的择偶意愿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到了当代社会，女性才越来越多地选择单身？如果说，一线城市的女性单身，与频繁的职业流动有关，那为什么回归县城，生活稳定的女性，也有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欧阳静调研的D县，体制内单位在2008年～2018年期间的招聘人数中，女性占比是63.3%。其中，教育系统的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80.1%都是女老师。
体制内单位性别失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更多年轻、优秀的女孩子会选择回到县城。这通常与家庭的期待有关，父母更想让女儿留在身边，追求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对男孩的要求，则是到大城市闯荡，才显得有本事。正如欧阳静的一位访谈者观察到的那样，“优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回到小县城的都很一般。”
进体制的女生更多，也因为她们的考试能力和面试能力往往比男生更强。欧阳静在人事局的调研证实了这一点。在D县一次教师招考中，30多名男生报了名，进入面试的有7名，最后只录取了3位体育老师。其他科目录取的全是女性。主考干部说，单位太缺男老师，如果有男生进入面试，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这次淘汰的四位面试者“实在太差了，不敢要，怕误人子弟”。
考进体制的女生，大多自律，也能吃苦。欧阳静有一个女学生，农村出身，考进了县城的事业单位。为了能晋升，又读了公共管理在职硕士，欧阳静每次上课，都看见她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后来，她顺利从原单位考到县公务员，还跟欧阳静提到过，想读她的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