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篇列传的难得之处是其中的汉武帝形象并非我们在其他篇目中所熟悉的乾纲独断的雄主，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稚嫩青涩的少年天子。同时，此篇也展示了一个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旧势力还未退场，新势力已迫不及待的登台，上演了一幕接一幕的荒诞世事，冷暖人情。而汉武帝之后所展现出来的执政风格和帝王心术在这段充满挫败的青春期便初见端倪。
此篇真正的主角我认为并非是在台前的窦婴、灌夫和田蚡，而是隐藏在幕后搅弄风云的汉武帝和王太后，使人读来跌宕起伏，赞叹太史公对人性和权谋鞭辟入里的摹写。
《史记》中合传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把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此篇也不例外，窦婴、田蚡都是外戚，也都是列侯，可谓相同类型的人。但是细读此篇，司马迁在幽微之处着力表现的是两人的不同。
作为外戚，他们的发迹都源于与太后或皇后的血缘关系，理应与自家太后或皇后保持同一政治立场。窦婴则不然：景帝朝时，窦婴始终与汉景帝保持同一政治立场，阻挠自己姑妈窦太后立梁王为储的计划：景帝未立太子时“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敬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搬出了高祖让窦太后的计划胎死腹中。结果是“太后由此憎窦婴……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武帝朝时，喜好儒术的窦婴又与汉武帝保持同一政治立场，瞒着窦太后进行“改革试点”，结果是太后“不悦”，最后改革失败，窦婴“家居”。窦婴两次选择支持皇帝，客观上背离窦氏集团，而田蚡则始终攀附姐姐王太后，以维护王氏的利益。
作为列侯，窦婴是凭军功封侯，按照《汉书》的分类方法，田蚡是外戚恩泽侯，《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中说他“以皇太后同母弟侯”，同时特别强调窦婴是“以将军屯荥阳扞破吴楚七国侯”“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是以别而叙之。”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这也与此篇太史公赞语中“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的评价相合。
除了身份，二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窦婴的性格是自由散漫的，因“薄其官”，每每政治受挫，便称病归隐，一共四次。这可以说是不羁的豪杰气度，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负责任，他向往的人格，是如信陵君或平原君——高度独立且能挺身拯救国难，可这已经是过时的贵族时代的价值观了，即太史公赞语 “不知时变”。所以景帝的评价是“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使他与丞相之位失之交臂。田蚡则恰恰相反，发迹前“跪起如子侄”，得势后“治宅甲诸第”，暴露出投机者的本色，显然没有窦婴那份动不动就“病免”的超然。这些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宣告了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称制”省略了主语王太后，意味着太后王娡真正有了名正言顺的合法权力，可太皇太后窦漪房还在世，这意味着王家外戚和窦家外戚需要暂时分享权力。尽管王娡和窦漪房关系很好，窦漪房曾坚持为王娡的哥哥王信请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家就能一直和睦下去，有识之士已经看出，随着王氏势力的膨胀，两家的矛盾迟早会激化。
在此背景下，门客籍福展现出战国策士的智慧，试图缓和两家的矛盾。他先劝田蚡把丞相之位让给窦婴，自己做太尉，田蚡接受了，完成王氏对窦氏的象征性妥协，徐朔方先生《史汉论稿》的分析相当透彻：“列传说以窦婴为丞相是籍福的计谋，没有说出的内在原因是为取得窦氏的原谅。王太后称制意味着向窦氏夺权，至少是分权。”籍福之后又劝窦婴让他不要“疾恶太甚，恐祸及身”，从而平稳进行两大外戚集团的权力置换，窦婴不肯接受。究其根本，他自恃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看不起全靠裙带关系上位的田蚡。当年那个卑躬屈膝的奴才凭什么和自己平起平坐，自己当年得不到的丞相之位还需要这个人的退让才能得到，他心里是愤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