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也有相似的看法。吴文藻有关物质、社会、精神的“三因子”学说，强调的即是社会对于物质与精神的连带功能。费孝通重视乡土中国中
“
知识阶级
”
的作用，必是与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世界有关。而林耀华描述的地方社会，若没有祭祖和游神的仪式活动，怕是早就崩塌了。瞿同祖讨论传统社会的法律实践，若无礼制的底色，或天道与人心的关联，规范秩序便也无从谈起。
由此看来，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倘若只从世俗主义层面来理解社会的构造，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世界，来为人世间奠定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基础。文明的构造带有“政教关系”的性质，即便中国文明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性特征，但若是没有圣俗二分的构造，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延续几千年，并塑造了人文地理上的东亚文化圈。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实在的社会性的保持和发展，还必须拥有一种超越性的心灵和精神，化育成具体的历史和人，构筑成连续的生命而存续。与西方文明中的政教结构不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则依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概念（即祭祀礼仪中的“山川”、人神交通中的“山海”、文人艺术中的“山水”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山河”），承载了道统的本体构造。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浪潮里，天与地、山与水在具体的社会运行中渐渐失去了位置，随之，人也失去了在自然和宇宙中的位置。世俗主义的世界历史、物质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思维和实存上的对象化机制，将人的生命带入无所不在的观念、知识甚至身体上的权力关系之中。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既表现为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科学意识，又表现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相混融的价值立场，从而使文明的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许，山林世界以及山水所具体构造而表现的自然与人文之互成关系，可塑成一种新的神圣性，一种与天地交接、与山水共情的生命形态，一种真正从人出发、为人所实现而又超越于人的归宿。
文 | 王子林
当我们站在太和殿的月台上，放眼望去，东边是体仁阁，西边是弘义阁，凡与文、仁、春有关的建筑皆位于东方，凡与武、义、秋有关的建筑皆位于西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春回大地，阳气升腾；西方是太阳落入的地方，七月流火，阴气凝聚。由此形成城市中的一阴一阳，与宇宙、天地、世界的阴阳组合是一致的。大地东西平面与天地上下立面组成一个阴阳交流的空间，万事万物因此而皆禀赋此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产生生命的动力和源泉，因而人皆具有仁心，这是文脉代代相传的根基。
文武建筑的左右严格对称，既强调了秩序，又突出了文武之质。“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文武构筑天下最大的房子——这个最大的房子就叫仁，心里就会装着仁。正位叫礼，大道为义，当仁、礼、义行于天下时，天下归仁，礼乐社会也就诞生了。
紫禁城、北京城的文武建筑布局，是传统文武之道、仁义之道和阴阳之道的体现，其文武理念原出于天，始于文祖，辉煌于文王。阴阳交流产生生命，因而天是主生的，其本性是善。从尧舜开始，经孔子、孟子、朱熹等人的发挥，将之上升为天道。天道主生，天道要传下来，要依赖于圣人，儒家所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个道统，以仁为根本，成为道统的精神灵魂。“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产生了万物，人作为万物之长，要代行天地之仁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保持天心，以仁存心，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生命的目的。建立在这个道统精神之上的北京城、紫禁城因此有一颗仁心，才能如月之恒、日之升，如南山之寿，永不崩塌。
本书是一本跨学科对话的学术文集。人文社科领域的十二位知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宇宙观，从哲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社会学、建筑学、科技史等角度，就中华文明宇宙观与中国智慧、人文与自然、山林与社会、天人合一与人生境界、大一统与文化地理、甲骨文与殷商宇宙观、紫禁城的文武建筑布局、宋代家礼等议题，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格。每位作者学养深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精研覃思，行文流畅，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之道”。相信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传统文化功底的读者，均可从中汲取智慧，涵养心性，立足当下，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自信地赓续光耀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