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瞿先生的变化让人不禁感慨,重获头发,还给脱发者的,是自信、尊严,有时还能带来好运。“这种好运……是自信迸发出来的东西。”
对于植发,说法众口不一。信息片面,有局限性,无法让何润锋信服。他决定去最接近真相的地方——植发培训班。
电话里的人介绍,植发班三日速成,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学费3800。
植发技术还能速成?何润锋难以置信,更得去一探究竟了。
两天的理论课知识点密集,学员们学习氛围浓厚,何润锋深受感染,边听边记笔记。第三天,进入实操阶段,导师安排学员,轮流在一位女孩的头皮上取毛囊。女孩知情同意,因为接受学员观摩和练习操作,能换取植发的优惠价。
到这一步,何润锋开始害怕了:“把人弄坏了怎么办呀?它是关系到你的头皮,你的神经......”
手术还没结束,何润锋回到培训教室,独坐了许久。课上,他还得到一个重要的行业内幕:很多医院进行植发手术,真实移植的毛囊数量,比合同上写得少。导师说,“没有人会去数。”
但还真有人这么干了。何润锋找到了这个人,他叫朱志彬,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朱志彬38岁,在北京做玉石生意,脱发史7年。2017年10月,他在一家医美机构植发,从脑后取出毛囊,移植到头顶,以达到茂密的效果,费用2万8千。手术方案确认书上写着,计划毛囊移植数量3500个。
但手术第二天,揭开纱布,朱志彬照镜子,感觉头顶稀稀拉拉的,怎么看怎么不对。他对着头顶的手术区域拍了张照片,到电脑上放大,一个一个地数了好几遍,都只有2000出头。
去医美机构理论,他们说,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看出真正的效果。
朱志彬接受了这个说法。接下来一年的熬人等待,他越想越不对劲,又去找机构。几番投诉无果,最终,他只好起诉。
起初,朱志彬的诉求很简单。“把剩余的钱退给我,我就能接受了,但是后来(官司)越打越生气,现在他赔偿我三倍,我觉得也消弥补不了我这个损失。”
这些年,朱志彬想过很多办法,到消费者协调委员会、工商局、法院申诉,都失败了。屡战屡败的头发官司,变成他的执念。每天守在柜台前,他总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头发,摸一次闹心一次。原来他脑后的头发有厚厚一层,现在明显瘪了。
医美机构曾提出,给他补齐头顶的毛囊作补偿,他拒绝,因为后面的毛囊也不够用了。“它不会再长了,懂这个意思吧?永久的失去了。”
毛囊,不缺的人不在乎,缺的人千金难求。朱志彬打了个比方,毛囊于他而言,就像饿得快死的人渴望馒头。他坚决一告到底。
见朱志彬前,何润锋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但朱志彬温和得令他心疼。见面时,朱志彬正准备再次上诉,背囊里装着厚厚一叠案件材料,要提供给法院的最新证据,一式两份。
蹲在法院传达室的地上,朱志彬把材料摊开,又一次给法官打电话,解释自己的诉求。随着讲诉的深入,他声音越来越大,情绪愈发激动,不断强调,“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要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