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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弃了人人向往的铁饭碗”

一条  · 视频  · 1 月前





2019年起,

考公、进入体制成为年轻人的就业首选,

2022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超过200万,

“上岸”后安全、平稳的环境成为年轻人新的“乌托邦”。

在一些人卯足劲想挤进体制的同时,

一些人却选择离开。

他们也曾挑灯夜战努力走进“围城”,

为什么要离开?

一条对话三位年轻人

一条专访了几位生活在不同城市的放弃编制的人,

有人刚离开就遭遇了疫情;

有人在体制内待到35岁,却毅然辞职;

有人历经波折后,租了1000㎡的院子过上田园生活;

也有人反思离开前该更充分评估自己的能力……

一条与他们聊了聊选择背后的“后悔”与“不悔”。
撰 文:秦  楚

责编:陈子文

生活在1000平方米的花园内,侍花拔草、养鹅养兔、读书画画……是一格现在的生活。“如果没有2015年主动辞职的决定,我现在应该拿着固定的薪水,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地打卡上下班。”
大学毕业后的一格跟着就业“主旋律”进入家乡小城做农用机械的国企,成为一名品牌策划。
“大家都觉得国企单位的工作好像是很清闲、很轻松的,不用干什么事情就能够捧一碗饭吃,但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忙的。我需要为各种展会、产品发布会做筹备。”

那段工作期间,一格甚至从未赶上公司九点下班的班车,“晚上九十点甚至十一点到家,有的时候实在是困得忍不住了,就先睡两个小时,然后凌晨三点或者四点起床继续做方案,一直到上班的时间再去工作。”

一格现在的花园居所

“领导有安排了、有变化了,哪怕是在活动的前一刻有变化,你都必须要拿出方案来的。”
企业内的“大干一百天”的活动更是加重了“加班文化”,“每天晚上你必须要到10点才能走,谁10点前走了,是很瞧不起你的”。
拿着每个月税前四千多块的工资,兢兢业业2年的国企工作后,一格开始在生活里“打转”。
“上升空间太局限了!”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父母希望她和小城里绝大多数女孩一样早日成家,开始给她安排相亲。

“出去闯一闯”的念头萌生,2015年,一格提出辞职,即使辞职申请书被领导撕了三次,她也打定了要离开的念头。身边同事的鼓励也让一格对未来充满期待,“其实,体制国企里的很多人也很想跳出去,但是他们已经结婚、有家庭,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她揣着5000块积蓄,离开了体制工作,从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来到上海。

一格出席公司会议

“在体制内的时候我像鱼缸里的一条观赏鱼,我想要去到小河里,只有跳出去。”上海给了她可以大口呼吸的空间。
2016年,一格进入上海某大型建筑材料公司。“第一天下班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走。当时领导就跟我说,‘我们这儿讲究效率,你这个做完了就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当时听到这个,我真的是内心泪如雨下。我居然有一天可以去感受到傍晚的阳光照在我身上。”
因为工作努力、业绩优秀,一格转正后得到升职的机会。

同时一家深圳的科技公司也向一格抛来了“橄榄枝”,思索再三,她选择南下,与朋友合伙创业,还是负责品牌相关的工作。当时全公司只有她一个女性合伙人,因创业初期条件有限,每天中午一格只能和同事在不大的出租房里站着吃饭。

公司展会现场活动

有失去也有获得。
创业的艰苦与体制内的安稳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几份工作的转换,她逐渐发现,职场虽有晋升空间,但却少有主动选择权。
“我在27岁那年,考虑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果创业公司做成了,即便是我在里面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但实际上生活状态也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在我的人生计划里,还是想要结婚、生孩子,那公司对于女性生完孩子后的精力的要求依然是比较高的,那时我可能做不到。”
权衡之后,2017年下半年,她决定彻底离开。
这个决定背后,她也有自己的打算——她想画画做自媒体,依靠自己热爱的事生活。于是,她一个人带着猫搬到杭州,也做好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的准备。

一格大学学的平面设计专业,同时她很喜欢画画

工作的这几年断断续续也在画

“由于刚毕业的时候自媒体并不发达,靠画画养活自己有些不切实际,但是这个念头一直存在。”
将自己的画作传到网上,逐渐有平台邀请开课、品牌邀请合作。2018年,因踩中了自媒体的时代红利,生活上也宽裕了许多。
她选择重新回到家乡小城市定居,将一块1000平方米的荒地,用2年时间改造成自己的花园工作室。院子里种满蔬菜,绘画工作之余,披上粗衣下地栽花、种菜劳作,这是她向往的生活。
这几年一格陆续收到出版社的出书邀请,与智利知名童书作家合作书的插画,参与《小王子》、《伊索寓言》等经典童书的插画绘制……

“如果可以在人生的修罗场中,获取到一丝个人价值感、命运归属感,那么就是万分幸运的。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一格在花园内采摘苹果

花园内饲养的大鹅和兔子
一格离开编制工作7年,如今生活更加“自适”。她庆幸自己走出围城,让自我实现更有价值感。

“看起来前几年我好像走了一圈弯路,但如果我当初直接从国企出来,直接去画画,后面的人生可能不会走得那么稳,看待社会的角度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现在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多样人生体验过后的自在。”

2002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肘子听从父母的建议,非常顺利地考进了上海某初中,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
“特别容易就进了。十五六年前,考教师岗根本没什么热度,男教师的缺口尤其大。不像现在985、211的都招得到,清华北大都有。”
肘子进去后,上课、下课、教研活动,生活规律、平淡。如果按部就班,这将是他后面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写照。
转折发生在2008年。“主要是因为我长期失眠,情况愈发严重。而学校要求教师每天早上7点15就需到校,这对我来说已经有些吃力。而这种‘一眼到头’生活也让我感到疲倦。”于是,他提出了辞职。

同样做老师的母亲当时问他:

你为什么要走?

你走了以后想不想回来?你能不能回来?

你以后能吃上饭吗?

“当老师的人,没有想过其他生活的场景和路径。”同事们都觉得他很有勇气,但也只限于在一旁观望。

肘子雕刻的各色玉石、玛瑙蝉类物件

用河磨玉雕刻的“母子青椒”
离开后,肘子去读了研究生,期间他将玉雕这一爱好逐渐转化为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途径。
2012年研究生毕业,他再次站到就业选择的分岔口。面对“回到体制”还是“坚持爱好”的问题,他对自己进行了阶段性剖析,“我分析了我会什么,我能做什么,把这些要素放进一个篮子里进行‘备菜’,看能呈现一道什么样的‘菜品’。”
“之前做老师,工作了近2年几乎没涨过工资,走的时候也没超过4000块。做玉雕,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2万多。”
“那个时候经济环境比较好,大家都想去创业,好像你干什么都有机会,谁都能投个资赚个钱的。”

当时正值肘子玉雕事业的上升期,小有名气,成交量稳定,玉雕师成了他新的职业。“想想把这些爱好变成事业的样子,我很憧憬的。甚至可以每天不睡觉,都想去做玉雕。”

肘子最初做雕刻出于纯粹的喜欢,因为儿时学习《核舟记》,痴迷于文章中的桃核小舟,便用吃剩的橄榄核开始自学雕刻,一学就是10年
“然而生活总不会都是坦途。”2018年,有一天他做着玉雕,突然颈椎完全不行了,抬着头干什么活都酸痛、头晕,就只能躺着,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颈椎废了的那段时间,他反思了很多。有时候也想,不如当时就不离开,在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熬下去。
“当时年轻,对未来缺乏预知,眼光比较短浅,就像一只青蛙,当初离开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水太烫了,我先要跳出去。但是我没有想过60度的水里面还比较舒适,跳出去就是1000度的铁水。”

“不过自己的选择我认的,不认也没办法。”

肘子制作的昆虫标本


野外发现的弧纹螳
之后,肘子结合自己的另一爱好——自然博物,和虫友们成立“大城小虫”工作室,开始在网上及线下做公益性质的昆虫知识科普。
自此,“自然博物”成为肘子在玉雕之外的“二次契机”。收集、饲养昆虫,也绘画、制作标本……日积月累,他把自己家打造成了一座小型的“自然博物馆”。
近年来,肘子和工作室的同伴做出《上海昆虫1000种》公益科普读物,收录上海昆虫18目、233科、共1000种,让更多人关注到上海本土的生物多样性。
每日与虫相伴的生活简单、平淡,让他“在精神上感到知足”。不过,工作室是非盈利性质,无法给肘子带来富足的经济收入。

相对应的,他对物质没有太高要求,和妻子在上海一个月的花销可以低到4000元。一件衣服穿十年,“洗一洗还能接着穿”,有时候出门吃一碗拉面、或麦当劳套餐都是“超额消费”。

工作室出品的昆虫科普手册

从当初辞职的如鸟出笼,到因疾病放弃玉雕,再到因科普昆虫知识找到新的工作意义……回首自己当时离开体制的选择,肘子曾有过不安和反思:“没有充分评估自己的能力,没有充分评估职业的可持续性”。
“颈椎废了的那段时间,躺着的我去刷B站、刷一些小视频,铺天盖地都是讲考公、考编的,我才发现这几年考编制这么热。于是我刷视频就会去看看大家心态的变化。
大环境不好都想到体制内,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大多数人首先是要活着,没有几个人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不顾自己的生计和家庭去一直往前冲的,毕竟理想主义者是少数。”
如今,肘子离开“铁饭碗”已经14年:“虽然有传言说未来教师岗可能也不太好做,甚至有说法是学校会缩编、竞聘上岗、末位淘汰……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体制内还是比其它职业更有保障性;但如果我没有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也是遗憾的,人是无法避免被这个社会的洪流所裹挟,被趋势所裹挟,甚至是被健康所裹挟的。”

“选择是有得有失的,实际无论怎么选择,我可能都会后悔。”

来自考编大省——山东的伊莎贝拉在35岁“高龄”选择辞职,结束10年的体制生涯。
从小作为小镇做题家,被父母严格要求、重点培养。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京漂一年后,受体制内父母的耳濡目染,加上父母的多次动员,2009年选择回到老家考入体制,上岸,成为一名安安稳稳的小科员。
“现在回想起来,08年那时候,从全国范围看考公并不像现在这般火热,反而是一种较‘平庸’的选择。我们一个班里大约40位同学,选择考公是极少的,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工作更是凤毛麟角。”
“在我的印象中,有几位同学通过校招进入了地方的电视台、电台,而且是有编制的,这是很好的去向;大部分同学留在北京,或者在媒体,或者去企业,大家各寻出路,但有一个大原则是尽量不离开北京。”
像伊莎贝拉这样通过考试,考回了老家“坐机关”、放弃了自己的新闻专业,在同学们看来是很惋惜的事情。

伊莎贝拉的日常工作场景
“2012年之前,工作特闲, ‘一台电脑一杯茶’,我记得我一星期就通关了植物大战僵尸,五天就看完了整整76集《甄嬛传》。”如此这般,混了十年,从小科员变成老科员。
在她看来,体制内的工作,对于年轻人来说像一把双刃剑。
一面是稳定、旱涝保收,对于女性更具有优势,适合生育、照顾孩子。“其实我是对体制充满感激之心的,在体制内的这10年,确实我连续生了两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照顾你,享受到的更多的是某种集体的温暖。”

另一面,也一定程度上消磨年轻人的斗志,平时多做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大家似乎觉得考进去了就很容易提拔升官,但我工作了十年再回头看,年轻人的上升渠道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现场
第十个年头,伊莎贝拉开始感到挫败,虽然得到过同事、领导的夸奖,但工作内容和职位仍在原地踏步。十年的工作经验依然让她在领导所谓的进步上“摸不到门道”。
“人人都教育你,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可这进步,到底是个咋进法?琢磨十年了,至今也搞不明白。”
“我工作五六年之后,除了写材料还有些技术性,每天大量的具体工作仍旧是给领导洗杯子擦桌子、打扫办公室卫生,接、打电话下通知,以及迎来送往各种检查等等。”

“套子”般的生活,也让伊莎贝拉感到压抑。“不能张扬,不能有奇怪的想法,不能做出格的事、说出格的话,想领导所想,规矩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内容就万事大吉。”

做自媒体后随时随地打开电脑都可以工作
2017年,离开的念头萌发。因为日常需要给领导写材料,伊莎贝拉练就了较好的文笔。孩子出生后,想要赚点外快补贴家用,她尝试给自媒体写稿,从开始的一个月一两篇,后来渐渐熟练。
逐渐地,离开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当她与家人流露出换工作的想法时,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毕竟是一辈子在体制内生活的人,对这种生活既熟悉又充满依赖,他们完全无法想象拼命复习才考上的公务员,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迟迟不敢下定决心。要知道,在我们山东,丢掉公务员铁饭碗无异于脑子进水、失心疯了。”

经过2年的反复考虑,伊莎贝拉选择先斩后奏,局长震惊的表情成为她辞职那天印象最深的一幕。2019年她递交辞职报告,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如今更加丰富多元的工作体验
辞职后她经过一个多月的不适期,很快习惯了自由和自我管理的生活。
“总体来说辞职后的生活是规律的、自在的。我最庆幸的是,工作与热爱是高度吻合的,这让我在每写一篇稿子时都充满欣喜,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但生活常常不按常理出牌。

离开编制工作不久后,2019年底疫情爆发,大环境萧条,各行业都面临挑战,“朋友圈里大概很多人想问我,却又不好意思问——你辞职后悔了吗,你现在过得好吗?”

闲暇时刻为家人下厨
在伊莎贝拉看来,跳出编制是一种选择,留在体制内的人,虽然没有做任何动作,依然是一种重大的选择。“不是我在选择,而是所有人都在选择”。

无论怎么选,天都不会塌下来,人也饿不死。“无论是体制内还是外,在社会关系里不存在绝对自由。只有保持热情、好奇与想象,才能让人不僵化,这种东西与体制无关。”

疫情前陪伴家人一起旅游
辞职已经4个年头,她也更加确定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喜欢且有意义的,对自己也是很好的情绪滋养。
至今,身边的亲戚、朋友仍不理解她放弃“铁饭碗”的行为。体制外生活也并没有彻底换了活法、放飞自我,而依然是撰写文字之余围绕着家庭,过着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
“大家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被时代的巨浪裹挟,有人飞升,有人下堕,大部分事情由不得自己。

但在选择的那一刻,听听自己的声音,尽量做一个好人,这大概是潮水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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