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了，我很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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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刘海粟连屁也没回一个。

傅雷只好私自为张弦办展，刘海粟出现时，他指着刘的鼻子大骂，从此与之断交长达二十年。

虽与刘交恶，但后来在国立艺专任职，一次校内讲话，提及刘海粟的艺术造诣，傅雷尊称其为“大师”，当场引起学生不满。

学生们觉得刘海粟还不够格，傅雷却坚持己见，双方不欢而散。

众人都认定他和刘有交情，抬高刘的身价，傅雷辩解说：“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事实是什么，傅雷便说什么。在艺术上，他表达的是一个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走到一起，往往容易得罪人。

▲傅雷在法国

傅雷曾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之邀，到洛阳考察龙门石刻。当地连年灾荒，军队横行不法，土匪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出土文物成批地被盗走。

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找驻军，驻军不理。傅雷就天天写文章发牢骚、提意见。政府越是不理，他牢骚发得越是厉害。

见政府毫无作为，他最终拂袖而去。

1936年，国立艺专两派明争暗斗不休，相当多的学生冲着学校免收学费而来。校长滕固赶忙电召傅雷担任教务主任。

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要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滕固不同意，傅雷一怒之下跟他吵翻。

1954年，北京翻译会，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例句。显然，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他举出那些例句，就等于是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意见书发下去后，无数人看了勃然大怒，斥其太过狂傲。

傅雷不是狂，是不愿假。从人格上，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不徇私，不媚权。

在他看来，没有这个真，心就立不住，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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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傅雷的“较真”，亦是多少人比不上的。

自1932年末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炮火、天灾，还是政治运动，傅雷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书斋。

保姆周菊娣回忆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

因此才有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才有了《高老头》。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介绍给中国，用一支沉静的笔为中国青年画出一座座艺术高山。

傅雷翻译极其严肃，在致罗新璋的信中，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如此言之，必如此行之：每次翻译，原著他已看了四五遍，领会其中神韵、风格，这才下笔。不懂的地方，绝不马虎敷衍，四处向法国友人请教。

《高老头》，前后翻译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译，其中横跨十七年之久。

《约翰·克里斯多夫》，更是倾注了无限的心血。抗战时开译，1941年才译完120万字四卷本。到了50年代，他又觉得之前译得不好，花了两年时间重头翻译。

当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梳，那是多大的工程，但他日译千字，绝不找借口拖延。

在傅雷看来，克里斯多夫不是完人，但一生都在追求至纯至美的精神境界，其刚强的生命力，是直入灵魂的激励。

翻译时，傅雷完美地将这种英雄人格给展现了出来。他的文字，不但有原作之魂，亦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甚至连法国人都说： “再没有哪个人能将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约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罗曼·罗兰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约翰·克里斯多夫》，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 学者王元华说：“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想必有无数青年从中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无法把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 演员黄宗英，18岁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每天跑到山上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着读着心就定下来了，就有了希望。”

◆ 十年浩劫时，作家铁凝拿到《约翰·克里斯多夫》，看到傅雷序言所写：“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整个人为之震撼，觉得一股光照亮了内心的幽暗之地，给了她身心力气和安定。

没有傅雷，就没有克里斯多夫。中国，就多了无数迷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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