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部分文字工作者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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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吴晓波做企业、搞投资、办演讲，组建收费高达数万元的企业家社群，干得全是生意人的事。随着个人财富的急速增长，围绕吴晓波身份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质问吴晓波：“你到底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商人？”这个问题与当年左小祖咒新书发布会上的那个年轻人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和左小祖咒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吴晓波需要找到一个巧妙的、合适的回答。

问题的关键在于，文人为什么不能像商人一样变得富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文人似乎理所应当拒钱于千里之外，唯有一贫如洗不被“铜臭”沾染才能保持文人的清誉。

吴晓波不这么认为。他曾在一次演讲中为自己为何如此急切地获取财富找到正当合理的解释。“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商业社会中，做知识分子你要保持你的学术、你的思想、你的人格独立，首先财富一定要独立。今天我可以讲，不会有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来收买我，因为我很贵了。”

一言以蔽之： 成为富人，是文人不被富人收买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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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晓波一样，当年那个自称“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的罗永浩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也有着同样的身份焦虑。

尽管罗永浩努力以企业家的身份自我约束，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在对待商业或者说金钱的态度上有着知识分子的扭扭捏捏和遮遮掩掩。他甚至调侃说：“我做手机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交个朋友。”

2017年的吴晓波像所有的商人一样忙碌，忙碌之余还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续篇《激荡十年》的写作。这一次，企业家罗永浩出现在了他的笔下。文章最后提到罗永浩在某次采访中透露的一个细节：

“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罗永浩的这番话，在我看来与吴晓波对自己获取财富的原因做出的解释有着同样的心理诉求，实际上仍然在为“为何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类人？”进行自我辩解。

2017年的罗永浩还在为身份的转变而困惑，而此时的吴晓波早已在赚钱这件事上做到心安理得。他说：“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中，让自己能够过中产阶级生活，甚至资产阶级生活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知识分子赚钱本来就很难，好不容易赚到钱还需要不断对外解释赚钱的动机，从而为财富的获取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件事情其实挺可笑的。过去十年，在商业场上风生水起的吴晓波曾多次为这件可笑的事情寻找新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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