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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孙路开始接到一些不被告知目的的需求，做的时候他逐渐发现，这些新的需求都是用来解决无法及时结算第三方的薪资的问题。还有些更神秘的需求，直到孙路离职后，才明白其中用意。（此处采访对象强烈要求，不再展开详述）
他随后发现，办公室的氛围变得微妙起来，同事间总是欲言又止，然后用一句“你自己上无秘看看吧”迅速结束对话。在遇见几次这种情况后，孙路忍不住也在手机上下载了“无秘”。他终于了解到，乐视危机比他想象得严重，也更近。
“无秘满是负能量，但上面说的基本上过两天都会成真，没办法不当回事了。”
班车要停、加班餐也要停，随后还将有一次更大规模的裁员……这些消息，他都是从无秘上知道的。“偶尔有正面的消息，大家都开玩笑说‘肯定是乐视行政发的’。”
连脉脉也开始曝各种乐视的料，这让不少乐视公关都不舒服。一名离职的乐视控股公关义愤填膺地向虎嗅抱怨，她的一位同事在离职之后去了脉脉做CMO，然后脉脉就开始曝乐视和易到的“黑料”。
“都说乐视的人出去会被人鄙视，真不怪人家，你看这层次吧。你这么一搞，乐视的人更不好找工作了。”她愤愤不平之余，甚至爆了粗口，“都什么玩意儿。”
4月底，孙路所在的组进行了一次组内小团建，运营总监跟他们说：“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团建了。”之后火速离职。孙路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也在风暴前离开，因为他明显感到，这次裁员和上次不同，“大家都想被裁。”
5月，孙路如愿成为了被裁的一员，他记得去乐视大厦办手续时，穿过不大的大厅，20多个中年男子席地而坐要账的场景，“其实大家都挺淡定的。”
6月，孙路进入了乐视离职员工的500人大群，群被编上了号，显然不是第一个，等待工资和赔偿的2个月，这里每天汇集着各路的消息，“整体来说，这个群还算乐观的，但是也不敢太乐观，有人会骂你是叛徒。我担心过公司破产，但是不觉得老贾会跑路。”
7月，贾跃亭在自己公号发布《我会负责到底》的公开信后，孙路依旧不以为然，群里有人发老贾要跑路的文章，他会转发一条老贾会回来的报道回应。
8月，孙路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和赔偿金，群里6月那批被裁的人，到现在还没拿到，“以前有人在群里喊要上诉，其实没用，就是没钱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钱就会发你了。从始至终，我觉得老贾确实没欠我们员工什么。”
半个月前，孙路退出了乐视离职员工群。
“是觉得自己已经和乐视没什么关系了吗？”
“不，还是有，还是希望乐视能好，对自己来说业务这么熟悉，也是一条后路。”
“你是说，还想回来？”
“如果变好了，也是一个选择。”
“一直觉得老贾会回来？”
“觉得他没必要为这些故意跑路。”
乐视供应商：纯靠别人输血的甲方，以后绝不考虑
“欠钱是不会欠的，毕竟那么大一家公司。”
说出这句话的李蕾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朝阳法院的原告席上。她对面站着的，是她口中的“大公司”——乐视汽车的代表律师。
8月9日这天，北京上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将下未下。
法庭上，乐视方面的律师认可债务，也表达和解的意图。双方迅速达成共识：100万欠款将分两次还清:第一笔到账时间不晚于今年年末，第二笔则不晚于2018年农历春节。“参与这个项目的员工都还没拿到奖金，春节前怎么也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李蕾说，“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但对于乐视汽车的代表律师来说，供应商们的发难还远没有结束。一小时之后，他将面对下一家提出诉讼的供应商，区别只是另一家的欠款额度达到400万。就连法官也不无埋怨地说：这段时间尽忙乐视的事儿了。
为了这笔拖欠长达一年的100万尾款，李蕾精疲力尽。“曾经对接过我们（这个案子）的人，已经全部离职，也没有新人接手。”对于这家不大不小的整合营销方案供应商来说，寻求法律途径已经是他们可走的最后一条路。
实际上，他们真正服务乐视汽车的时间只有半年，所提供的服务就是撰写广告并通过相关渠道传播。但从去年11月开始，在乐视实际控制人贾跃亭发出内部信，反思资金与组织存在问题之后，乐视方面就宣布战略调整，暂停了和他们的合作。
而乐视的账期长、资金链紧张，是行业内的基本共识。“其他公司的财务流程走完就两三个月，乐视正常情况下需要半年。”这一点，早在去年4月参加乐视竞标的时候，就有朋友和同行提醒过她。
但李蕾不以为意。
彼时，能够服务乐视是可以写进广告公司案例里的大事。为了提出比其他对手更有竞争力的价格、拿下整个案子，他们只预留了极薄的利润空间，并承诺事先垫付一半的市场推广费用。
乐视向所有合作伙伴和用户构建了足够宏大的愿景——占领一个普通人所有的休闲生活：当他下班之后，会拿出乐视手机通过易到打一辆专车，然后去看一部由乐视影业投资制作的电影。最后回到家中，打开乐视电视，看看当天新闻和网剧。他们显然也真切地受到过鼓舞。“乐视大厦里的每个员工都那么忙碌，加班到夜里。当他们满怀激情地讲‘世界向东，我们向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家公司就是牛逼，就是不一样。”她说。
这个很美的泡沫突然破裂，毫无预兆。而乐视这家自认没有竞品和对标公司、蒙眼猛跑的企业，也突然跌至谷底。
当李蕾觉察出异样，已经是2017年春节前后。所有和他们公司业务相关的乐视员工陆续离职，直接和财务部门沟通的要求也被乐视拒绝。
等待还款的耐心被陆续爆出的负面新闻消耗殆尽。直到今年7月，目睹了大批供应商围住乐视大门，得知建设银行将乐视员工的信用额度调整至1元……李蕾才明白，通过一般途径讨要回款肯定不可能了。
乐视大厦一度挤满了讨债的供应商
但事到如今，她仍然对乐视按时还款抱有希望：“他们从没有赖掉这笔钱的意思，而且还有法律约束，（最后）应该会按照和解协议的时间还款的。”
可有些事实非常清楚，即便乐视未能按时还款，她所能做的也只有申请强制执行一条路可走。而早在今年9月份，贾跃亭就和他哥哥贾跃民，连同乐视控股和乐视移动一起被写在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这个黑名单的意思是，上述人员与公司“具备履行能力仍拒不履行付款义务”。
更糟的是，就在10月30日，两家基金公司又下调了乐视网估值，调整后股价仅为7.83元和7.82元。此估值与乐视网分红除权后的股价相比，几乎腰斩。显然，资本市场正在对乐视丧失信心。这也意味着贾跃亭言之凿凿的“外部融资”很大可能将化为泡影。
可对于现在的李蕾来说，法院宣布的一纸和解协议是她唯一愿意相信的凭证。
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漫长催款之后，一直信奉“有钱就赚”的她学到了这样一件事：选甲方，一定要看它是否有正向的现金流，纯靠别人输血的，以后绝不考虑。
乐视前中层：之前觉得是一份事业，现在不觉得了
“发朋友圈，喊口号，很廉价。”离开乐视后，陈卓毫不客气地批评乐视这家公司“没什么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