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根据此项标准，HHMI去年从上千名申请者中最后选出了不到三十人加盟。可见竞争的激烈和标准的严格。同时，这种以人为本的资助体系也给中国建立相应体制提供了范例和依据。
最近这些年，海外深造和国内培养出的年轻科学家里，有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从而具备闯出一条新路的潜质。对他们的资助，可以不受制于以项目为主的引导方式，他们不必挤入已有的项目渠道，也不用受制于更多有年资的人。新的以人为本的资助体系将挑选出那些在过去5-10年已经证明可以做出出色工作又有新颖的前沿研究想法的一部分人，给予以五年一期阶段性支持与动态调整机制相结合，激发他们的原始创新潜力。
遴选过程中可以借鉴HHMI的成熟做法，评审专家要“掺沙子”，可以请大同行来评议，也可以有目标地选择海外的专家来参与评审。
体制创新升级更要以人为本
科学研究有着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特殊规律。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在适宜的环境下，结合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各种因素和科学家的杰出能力凑到一起产生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一个国家的科学资助机制里，一定要有以人为本的支持方式，从而为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自由大胆地发挥聪明才智创造适宜环境和条件。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任重道远，科学研究资助体制的创新和升级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支持有潜力的科学家探索前人没有开拓过的领域。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领衔的量子通信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开始不给他充分的支持，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就不会取得今天让世界瞩目的成就。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终身讲席教授。
中国科技人才计划总体布局亟需调整和改善
来源：科技导报（STReview）
作者：王小凡
近年来，国家各部委、省市组织实施的多项人才计划，特别是针对引进与深化培养刚完成博士后训练的青年科研人才的计划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计划，包括中央组织部的“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基金”）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已经为国家在今后10－20年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人才需要的雄厚基础。这些计划的实施，为学成回国或在国内学业有成的青年科研人员在他们建立独立实验室或团队的初期阶段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和相对优厚的生活与工作待遇。这也是越来越多青年科学家选择回国创业的主要原因。
但是，目前中国总的人才布局不尽合理，出现了“瓶颈”和“头重脚轻”的现象。对于大部分学科来讲，一个青年科学家在独立工作后的5－10年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很多重要的学术成就会在这一段时间涌现，从而使其中一部分人或能成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得到认可的学术带头人。上述列举的人才计划，由于只有每年200个名额的“杰青基金”才能提供相应的稳定支持，其他都集中在支持青年科学家最开始的5年学术生涯，所以当这些资助计划结束时，他／她们却将面临极为有限和困难的选择。目前，“杰青基金”的评选已出现过度竞争的局面。在无法得到“杰青基金”支持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青年科学家必须想法加入由资深科学家牵头的大项目中。然而，这却分散他们的研究精力，甚至影响和改变他们已有的科研苗头或有潜力的学术方向。
在总体科研体制改革的框架下，特别是在目前科研经费分配仍以项目为主体的体制下，建立一整套长效性的、合理的、有战略全局性的和系统性的“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扶持计划至关重要。目前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人才计划繁多，但是由不同部门牵头，相互之间协调难度很大，政策的一致性也不够好。国家层面的计划应少而精，应重点集中在一、两个部门来组织。为了改变即将出现的人才计划布局的“瓶颈”问题，国家层面应梳理调整目前已有人才计划布局，同时考虑建立一个新的人才项目，专门面向已从事独立科研工作5－10年（不考虑取得博士学位的年限，但50岁以下）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青年科研人员，给予5年的稳定支持。为寻求科研支撑计划的“最大公约数”，新的计划应面向所有的青年科学家而不以其过去是否获得过国家层面人才计划的资助作为申请硬性标准。申请和评选程序可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有的评选“杰青基金”的现行条例进行。为了吸引符合标准的非华裔青年学者在华长期工作，不应对申请人有国籍限制。视该计划前期的实施情况，可以考虑在支持期满后，对获资助者进行考核，择优给予下一个5年的“滚动”支持，并进一步增强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