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成为全球商业领袖和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此后才真正开始了降低贸易壁垒的努力，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和美国外交利益的制约。即使在今天，认为美国是自由市场堡垒的想法都是很奇怪的，但凡曾了解过美国的劳动法、移民规则、农业、目前尚存的许多制造业关税，以及美国关于外国投资和所有权的法律的人都会这么认为。2016年，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美国在177个国家中仅排名第36位，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贸易促进指数中，美国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
英国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但其背后的原理却很相似。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真正开始推动自由贸易，并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在英国国内，1846年罗伯特·皮尔政府在激进的自由党人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的推动下废除了《谷物法》，随后威廉·格莱斯顿在1853年制定了开创性的预算，废除了123项关税，减少了133项关税。英国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使亚当·斯密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官方地位，但这并非与生俱来的。事实上，自由贸易刊物《经济学人》的传奇编辑沃尔特·贝格霍特在1876年的《国富论》出版百年纪念会上曾评论道：“对一个现代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是一个公认的乏味的正统格言，所以他很难记得在100年前它曾是一个异端和悖论。”
在海外，英国的政策远比自由贸易更具有帝国主义色彩。1860年英法之间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继承了小威廉·皮特在18世纪80年代的开创性努力，降低了英国制造品和法国葡萄酒、烈酒的关税，这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军事力量越来越胜过外交和谈判的作用。臭名远扬的是，英国迫使中国开放了5个主要港口进行贸易（这对英国很有利），并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夺取了对香港的控制权，从而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得到了几十名前公司人员和议会股东的支持，随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发生了大国军事冲突，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公司倒闭，英国直接控制了印度，并在非洲内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以寻求贸易机会和发掘矿产财富。1882年，埃及被占领，英国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从而也控制了与印度洋和远东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贸易是重要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它也是帝国结构和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可能会对大英帝国的不同方面表示赞同或不满，这个话题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议。更难否认的是，和美国一样，只有通过工业化、技术发展或帝国扩张，在其选定的市场上取得霸权时，英国才会真正鼓励自由贸易，而即使是支持自由贸易也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目的。
《亚当·斯密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当·斯密痛斥了垄断和殖民剥削的倾向，痛斥了贸易限制、特权和关税的反竞争效应，痛斥了大商人游说集团（它们是今天裙带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先驱）对国内政治的扭曲。毫无疑问，他也会谴责这些问题后来的发展。他是一个坚定的信徒，相信在自愿的伙伴之间开放贸易是明智的，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殖民剥削的恶果，并对使用胁迫手段开放贸易持有敌意。
那么如何评论汉密尔顿对幼稚产业的临时保护措施呢？19世纪40年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约翰·穆勒提出并发展了这一论点，这在近年来成为非常活跃的论点，因为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汉密尔顿式”的政策措施，作为对自由主义贸易观的普遍批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英国18世纪的经济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选择性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制度的基础上，特别是由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18世纪20年代推动发展起来的制度，还得到了《航海法案》的助力。对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其他非常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政策杠杆。
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密关于贸易的观点很难说是许多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他在《国富论》第四卷中对进口限制的讨论表明，他认为报复性关税可能有暂时的必要性，但前提是其目标是诱使另一个国家降低自己的关税。然而，幼稚产业保护则是另一回事。在第二卷中，斯密考虑了资本有限的国家应该如何最好地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本。他的回答是，与其把资本投放到过于分散的投资中，不如聚焦在某种产业上，农业优于制造业，制造业又优于贸易，这样做的理由是促进“它所能调动的国内生产性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其就业能为社会带来的土地和劳动力年产出价值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