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小的时候，我生命中的音乐主要是意大利合奏曲，《两万四千个吻》（Venti QuattroMille Baci）之类的音乐。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小型社区俱乐部里听了所有这种类型的音乐，还试着模仿。那时我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滑稽、笨拙地模仿听到的乐曲。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向世界证明自己。音乐对我们很重要。
后来，我接触了70年代伦敦的朋克音乐，像冲撞乐队（The Clash）和性手枪乐团（Sex Pistols）这类表达对保守党不满的音乐类型。
对我来说，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变成能与世界交流的语言。
你对西方很感兴趣，并从中获得过灵感。那么，你对电影的兴趣和对音乐是一样的吗？
A：
一直都一样，可谓齐头并进。我第一次挣钱，是通过在（萨拉热窝的）实验电影院地下室里铲煤，报酬就是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看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片子，还有其他类似导演的影片。这基本上是我接触电影的开始。
A：
《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
A：
我很喜欢，因为它不像今天的电影，那时好莱坞很擅长传道。好莱坞一直都是理想世界的中心——把理想的生活艺术化。而且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做得非常美好。
我觉得弗兰克·卡普拉是能将它呈现得最好的人之一，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也可以，还有许多导演也不错。
从我的家庭进入音乐、电影和足球世界的第一步是在公共场所——社会俱乐部，这是共产主义优越的地方。由于铁托（JosipBroz Tito）不是个纯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才有机会去学习音乐、踢足球并走近电影。
A：
最终还是电影。因为当我有机会到布拉格学习电影时，我意识到，电影不像其他的活动，它有能力统和一切。
在我们谈论你在电影学院的学习之前，能告诉我们一些那时你看过的电影吗？你看西方引进电影，还是南斯拉夫本土电影？
A：
我没看过南斯拉夫的电影。我一直都在看塞尔吉奥·莱昂内拍的通心粉西部片。你会在我所喜欢的费里尼电影中发现某种不一样的气质。那时我还年轻，我妈妈让我和亲戚或是社区里稍微大些的孩子一起去看电影。
去萨拉热窝的电影院就像过节：那里更像是搞庆典而不是看电影。放映时，你能听到说笑，会发生许多好玩的事。有些人违反电影院规定，会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时带着鸟来，在最紧张的时候把鸟放飞。很有趣。
当然，没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因为我的电影生涯和足球一样，都局限在郊区那一亩三分地，那里到处都是匪徒。我和那些年龄大的男孩们在一起，总是和罪犯、扒手之类的人扯上关系。所以，我所接近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电影化。正如我所说，没有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这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给自己定位时，帮了不少忙。
如果你想成为导演，就得有料。从初恋到抢劫报摊，我的经历相当丰富。
这是一种低调的实践。我并不是亲身经历，但我观察得非常细致。这或许是我能成为电影导演的原因。
你是否记得有那么一刻，你认为：“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得知你去过你父亲的朋友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Hajrudin Krvavac）导演的电影拍摄现场，影片叫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WalterDefends Sarajevo，1972）。
A：
是的，哈伊鲁丁曾帮助过我。我不是个坏学生，但我总是在危险地带的边缘。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去帮他？为什么不去演点什么？”这就好像参加马戏团表演，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经历。最后，这场“马戏”融入了我的血液。
A：
是的。它是允许你犯错误并为以后能拍出好电影打下基础的电影。小制作的业余电影毫无意义，除非这是你第一次接触摄影机，第一次能集中精力实现你在其他电影中学到的东西。只有那样，你才能接近电影最大的奥秘：“你与其他人的差距有多近，有多远，相差了多少时日。”
关于我的这部电影最棒的事情就是放映曾被中断过两次，因为灯泡烧断了胶片。这一意外所产生的兴奋是非常电影化的。我不是在谈论胶片的质量，而是它被烧断的事实。这是件好事，因为电影真的很差。
A：
是一部非常肤浅的社会剧，讲了一个工人拜访自己的同学，爱上了同学的妹妹。当他的朋友知道后，和他大打出手。很傻。但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关于“差距”的体验。正因为这部电影不怎么样，才显得重要。如果电影很棒，我可能就不会继续拍电影了。我可能会开始酗酒、嗑药。所以，我想了很久，决定去布拉格的电影学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