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随着南京政权行政体系的逐渐完备，蒋介石本人在上流人士和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普遍的拥护和认可。
1935年8月11日，曾经激烈反对南京政府的独立学者胡适,在《独立评论》刊文《政制改革的大路》,对蒋介石大加褒扬：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非“他最有实力”，而是“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的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1936年8月，战后著名的异议分子储安平在《中央日报》这样写道：“中国今日在存亡绝续之交，亦必有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埋头苦干之决心，始能渡过难关，恢复民族在历史上光荣之地位。”这一表态，显示了当时的储安平对蒋介石政权的深度认可。
1937年，南昌起义时的反蒋先锋郭沫若，写下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并在报上发表，文中不吝言辞地称赞了蒋介石，郭三次描述蒋介石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言辞之间，充斥着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认可和肯定。
当是时，胡适、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学者皆是蒋介石的坚定政治拥护者；翁文灏、钱昌照等经济专家则对南京的经济举措深表赞同。主流精英对南京政权的认同，显示了蒋介石政权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声望。
这种声望在随后的西安事变中显露无疑，并展现出庞大的政治能量。
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朱自清和闻一多等社会贤达，严词抨击拘押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安全归来。朱自清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写：“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据学生回忆，当时的闻一多在课堂上厉声喝问：“假使对首领（蒋介石）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朱、闻等人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堪称主流，并迫使先前预闻事变的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势力在事后倾向南京。
▲张学良与蒋介石合影
普通民众亦在事变中亦显示了对蒋介石的拥护。蒋介石获释返回洛阳后，洛阳民众聚集在其行辕外，举着火把彻夜游行以示庆祝。对此，1936年12月26日《大公报》刊文称“全国民众听到蒋先生回来的消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夜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对当时的情节曾有详述：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彻夜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道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蒋介石）还是很有‘群众根本’的。”
同样，此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几乎被完全边缘化。大陆学者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曾这样概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据杨奎松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提供的数字显示，从1933到1934年，中共党员的自首叛变率竟高达95%，而党内大佬顾顺章在被捕后立即叛变，党魁瞿秋白在入狱后写下《多余的话》，以强烈的“自我谴责”情绪渲染出对共产主义前景和信念的幻灭。这些，无不表明当时中共党内对于未来充满悲观。
瞿秋白临死前的《多余的话》，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幻灭感
不过，这一切在8年抗战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个战前稳固的国民政府到了抗战之后，早已经在财政瓦解、经济崩溃的剧烈冲击下，沦为不折不扣的冢中枯骨。
抗战的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与通货膨胀
事实上，抗战对蒋介石政府真正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而在于这场长达8年的鏖战，无情地毁灭了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稳定政权所必须的财政能力和经济基础，进而使其统治体系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崩解。
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之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但是随着沿海城市和富庶地区的陆续失守，两者收入锐减。以关税为例，据大陆学者孙福修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述略》中所言，1941年12月之前，仅日伪方面夺取的沦陷区海关收入就达11.28亿国币，而1938年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仅为2.5亿；据大陆学者周岚在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赋税政策述略》所言，仅抗战第一年，随着主要产盐区的沦陷，国民政府的盐税损失就超过一半；另外，国民政府的统税征收则集中在棉纱、面粉、卷烟、火柴等工厂企业，沿海地区沦陷后，国民政府退入工厂数量不足全国6%的西南内地，其中的统税征收损失可想而知。如果按1936年的价格计，那么1939年的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实际上还不足战前的六分之一。
对于战时财政的艰难，著名的反蒋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感叹道，“（抗战）最大的困难在于，沿海各省和产业稍具萌芽的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主要税源关税、盐税和统税都受到了影响……加征的旧税和加收的新税，终究抵不过三税短收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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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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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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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债务财政收入(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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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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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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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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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至193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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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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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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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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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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