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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活着的时候不太有名，死后才越来越光芒万丈。是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是一个最奇特的低开高走的逆袭案例。
低开到什么程度？他死的时候，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杜甫同时代，有两本很流行的唐诗选集《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都没有选杜甫的诗。这代表了当时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就开始高走了。到了他的下一代人，韩愈，元稹就觉得杜甫好的不得了，这时候才喊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开始李白、杜甫并尊。
但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到了宋朝，李白地位继续往下出溜，杜甫继续直线上升。
举个例子，王安石就说了，李白的诗豪放飘逸，一般人写不出来。但是，他的格调也仅限于此了，看不到变化。对啊，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李白形象，都是端个酒杯，醉醺醺地在那儿边晃边写。好像李白所有的诗都是一个风格。
那杜甫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悲欢离合、贫贱富贵，都抑扬顿挫，变化无穷，没有他写不了的。所以杜甫才是那个超越前人，也无法被后人超越的人。
王安石甚至有一次吐槽李白说，李白的诗，这个见识真是不高啊，十句话里面有九句，不是说女人就是说酒。你看看，谁让他在宋朝呢？宋朝士大夫对人品道德的要求高。李白也是吃了生活在唐朝的亏。
这还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宋朝文人的共识。就说一点：宋朝有一句话，叫“千家注杜，一家注李”，就是说，宋朝出现的李白诗集的注释版本只有一个，而杜甫呢？有上千家。你可能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夸张呢？有资料说，只有151家。确实，但那是南宋的黄希、黄鹤父子编的一套书里引用过的著作，有人点算过，只有151家。但是你想，在一本书里就引用了151家，整个宋朝肯定更多。如果把后来的元明清加上，各种注释杜诗的版本，妥妥地超过一千家。你看，虽说李杜并称，但是在文化市场上的热度一比，相差太悬殊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当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比如，杜甫之所以低开，是因为吃了岁数的亏。在盛唐那一代诗人当中，杜甫的年纪最小。你算算看，高适比他大8岁，李白、王维比他大11岁，王昌龄比他大14岁，孟浩然、王之涣都要比他大20多岁。所以，在盛唐时代的诗人群体里，杜甫就是个小老弟。像李白、高适，都带他玩，也照顾他，但是从来没有夸他诗写得好。他最精彩的作品，像《秋兴八首》，还有“三吏三别”，也就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确实也都还没写出来呢。所以，他错过了盛唐诗人互相表扬的时代。
而他的下一代诗人呢？因为安史之乱，在盛唐和中唐诗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断裂带。你看，中唐诗人中比较有名的几个，几乎都是杜甫死后才出生的。杜甫死于公元770年，他死的时候，只有韩愈出生了，这时候才2岁。其他像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都要再等几年才出生。而孟郊、贾岛、李贺，就更晚了。
所以，杜甫在大唐诗坛上，只当过小弟，没当过大哥，缺乏一个关系网络对他的托举。这是他活着的时候名声不响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文学风格。
文学风格这个事不太好聊。咱们今天不说那些形容词，什么“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沉郁顿挫”之类的。其实，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的核心区别就在一点：他不仅是用生命在写诗，他还是用诗在写自己的生命。他是笔尖向内，把自己的生命、经历全部放进了诗里。
你想，在杜甫之前，人写诗，一笔落下，就不能只写眼前景、眼前事，文学表达总是要超越当下时空的。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是王维写春天山里面的静。但问题是，北方春天哪有桂花呢？桂花是秋天才有嘛。那你说王维写错了吗？不是。写诗嘛，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空里的静，写的是一种抽象的静。因为桂花是所有花中花型比较小的，这么小的花落在地上都能听到声儿，你说有多静？所以借桂花一用而已。
同样道理，李白写《将近酒》，本来就是一个酒局嘛，写着写着就超越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就超越到人生观层面了。为什么给李白诗集搞注释的人少？这就是原因之一。因为读李白的诗，人家是诗仙，高来高走，搞不清楚他是在何时何地写的这首诗，也不影响对诗的理解。超越的诗，就像明月在天，谁都看得见看得懂，那还注什么注？
而杜甫的诗呢？他往往就写自己、写经历、写眼前事、心中想。他看见官军欺负老百姓，就写“三吏三别”；看见强行征发老百姓当兵，就写《兵车行》。结论也是就事论事，你们不该这样做，没有顺便拔高。他拔得比较高的，也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最后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大家都有好房子住多好啊！拔高也就拔到这儿了。要不怎么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呢？
再举个例子。比如李白写爱情，张嘴就是“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这是抽象的相思。而杜甫呢？他也有情诗，就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就是自己的夫人杨氏。
所以钱穆先生在讲怎么读诗的时候，是这么区分杜甫和其他诗人的：对于王维、李白，钱穆建议，直接读他的诗，不需要了解他们的生平，因为他们的诗是超脱这个世间的，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放进诗里去。
但是杜甫就不一样，杜甫是把自己全部的一生都放进诗里了。杜甫是盛唐诗人中死得最晚的一位，不仅赶上了安史之乱，而且活到了唐代宗的大历年间，安史之乱之后他还活了15年。这就亲眼见证了一个盛世崩塌的全过程，那真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那种家国兴亡的感慨太深了。
而且，杜甫自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在流离失所。你要是捋着时间线看他的诗，会发现，他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诗，显然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逃难的诗，又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显然有不同。而最后，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显然不同。是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地往上翻。比如，号称“古今七律之首”的《登高》就是他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作品，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首，境界之高、气象之大，格律之严，已经独步千古了。
所以，看杜甫的诗，你是能看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的。相反，看白居易的诗，如果按照编年的方式去看，哎呀，他最后那个阶段在洛阳的诗简直没法看。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一天到晚就是：“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你看，不是白居易写诗的本领退步了，而是他的生活不再变化了。
这种力量，在杜甫活着的时候其实还不太看得出来。但是，隔了几代人再看，第一个被杜甫折服的后人，是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
杜甫死了之后九年，元稹才出生，而元稹第一次看到杜甫的诗，则是在杜甫死后的43年了，当时就惊为天人。
盛唐什么样？安史之乱有多惨？对于元稹这一代人来说，就是个传说中的概念，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没有什么切身感受的。这回，突然看到杜甫的诗，一篇篇历历在目。当代作家六神磊磊有一篇文章，就写过元稹的这种惊讶，说这哪是诗呀，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伟大的纪录片啊。这里面有小民的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恐怖的战场：“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有胜利的喜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有麻木的叹息：“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有老友重逢的感动：“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有惊心的花，有欢喜的雨；有青春的泰山，有苍凉的洞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