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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堪称全球一流，但和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是，香港始终没有形成来自母国经济的大型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外来户”。一方面，香港是全球级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近70家在香港开展业务。截至2015年底，香港共有198家认可银行机构及60家代表办事处。另一方面，自1993年汇丰把总部迁回伦敦以后，没有一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的总部设在香港。作为对比，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的总部在纽约，巴克莱、汇丰、渣打的总部在伦敦，三菱日联（MUFG）、三井住友（SMBC）、野村的总部在东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星展、CIMB、淡马锡等金融机构。
市场主导权长期落在外资的手里，不但使香港的金融市场波动比周边市场大，金融体系稳定性差，更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有很多限制和不便。而一旦危机来临，没有大型本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市场稳定性就会受严重影响。
隐患三：自由开放机制下应急机制不足
香港是世界上金融最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的机制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相应的金融风险。香港不设资金限制，国际游资可以大进大出参与股市炒作。2008年金融海啸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冲击相当巨大，一批中资红筹公司就倒在了这一轮海啸引起的国际汇率和利率波动中。而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经验，除了因全球经济不景气对金融业务带来的间接性抑压外，金融风暴还可通过多种渠道引起冲击，包括：
1、衍生品超发：特别是所谓“有毒资产”(Toxic Asset)的关联性衍生品泛滥，能够让银行、金融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均蒙受巨大损失。香港金管会要求银行均要为此拨备，在指标上似乎都在可控范围内，但在内地与香港股市已经联通的情况下，对保护散户小投资者的相关机制并未达致完善。
2、国际汇率及利率波动：如大量资金流入会引致港息偏离美息，国际汇率升跌可在联系汇率下可直接迅速地影响香港，引致金融业务不明朗性大增，投资者相关的金融产品，尤其汇率利率及商品价格的衍生产品风险上升。
3、信用紧缩情况下沦为“外资提款机”：一旦危机显现，除了影响本港的拆借市场外，还带来外资跨国银行撤资的问题。外资跨国银行因其母国总部拖累在港分支机构，甚至会在非常时期紧急在香港市场供股筹集资金调至欧美“填仓”，这种潜在“掏空香港”的举措无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都有过先例，往往会在非常时期冲击香港金融及市场信心。
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器和润滑剂。从“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角度看，国际融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将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夯实香港金融安全基础。2017年6月，香港正式加入亚投行，标志着香港开启了全面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历史征程。
“一带一路”国际融资需求将促进香港金融国际化，夯实金融安全的根基
。近几年来，香港作为亚洲第一位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新加坡的挑战，新加坡在吸引东南亚公司融资、国际财富管理、外汇和大宗商品领域都超过香港，更具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美国著名的独立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在新加坡设立了其在亚洲分部并指出，该研究所的很多“利益攸关者和合作伙伴”，银行、保险公司、私人股本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投资者都把亚洲高级管理层部署在了新加坡、“我们选择新加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它是亚洲的一个象征，不管是法律、会计、金融还是监管方面都可以作为亚洲其他地区的标杆”。香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融通，将促使香港金融服务进一步国际化，利用其在发债、上市、贷款和风投等融资方面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势，能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企业甚至政府集资和融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又可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资产分配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