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亚马逊平台的垄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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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认为，对杠杆和止赎的担忧是错误的。根据“单一垄断利润定理”，一个公司从一个市场上获取的利润是固定的，如果两种产品以固定的比例销售，就不能通过相邻市场来扩大产品在本市场的利润。这一前提下，垄断杠杆不仅不会引起任何竞争问题，而且实际上是有利于竞争的，因为它只能由效率而不是利润来驱动。

二、为什么竞争过程和市场结构很重要

目前的反垄断框架未能记录某些形式的反竞争损害，因此无法促进真正的竞争。这一缺陷在网络平台和数据驱动市场的背景下得到放大。这一失败既源于芝加哥学派框架中的假设，也源于这一框架评估竞争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人们认为反垄断应该只促进消费者利益，目前的评估方法也是失败的。关键是，消费者的兴趣不仅包括成本，还包括产品质量、品种和创新。保护这些长期利益需要一个比指导当前方法的“消费者福利”更为宽泛的概念。但更重要的是，过度关注消费者福利是错误的。它暴露了立法历史，揭示了国会通过反垄断法来促进一系列政治经济的目的，包括我们作为工人、生产者、企业家和公民的利益。它还错误地将对过程和结构的关注(即权力是否得到充分分配以保持市场竞争力)替换为对结果的计算(即消费者是否在物质上更富裕)。

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不应促进福利，而应促进竞争性市场。通过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过程和结构上来促进实际竞争——与目前的框架不同，目前的框架是监督权力集中，这有可能排除真正的竞争。

（一）价格和产出效应并没有涵盖对消费者福利的所有威胁

正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现代学说认为提高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的唯一目的。但是利用消费者福利进行的反垄断评估方法过于狭隘，违背了国会的意图，这一点从反垄断立法史和大量的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到。

即使人们认为消费者利益应该保持至高无上，当前的方法也是失败的。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价格和产量上会破坏有效的反垄断执法，因为它会推迟干预，直到市场力量得到积极行使，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市场力量。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消费者福利框架导致了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效率，这本身就不符合标准。可以说，它进一步导致了新业务增长的下降，导致企业家机会的减少和经济的停滞。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包括产品质量、品种和创新——这些因素最好通过强有力的竞争过程和开放的市场来促进。相比之下，允许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持续存在会危及这些长期利益，因为在缺乏竞争力的市场中，企业不需要通过竞争来改进旧产品或通过修补来创造新产品。即使我们接受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的试金石，确保竞争过程应该是关键。

（二）反垄断法促进竞争，为各种利益服务

立法历史表明，美国国会将《谢尔曼法案》设计成“消费者福利药方’”的想法是错误的。国会颁布了反托拉斯法来控制工业托拉斯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垄断是“受原则指导的”。法律的目的是“多样化和进入市场；它反对高度集中和滥用权力。换句话说，保持市场开放，并使其不受工业巨头影响的关键在于自由。

整个20世纪50年代，法院和执法者运用反垄断法来促进这种目标的多样化。虽然执行的力度和基调各不相同，但人们普遍认为反垄断有助于保护工业自由。这一愿景的关键是认识到私人权力的过度集中构成了公共威胁，使少数人的利益能够主导集体成果。控制经济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民选代表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工业寡头手中。分散这种权力将确保人民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少数人的一时兴起或反复无常。

将反托拉斯法完全集中在消费者福利上是错误的。首先，它违背了立法意图，表明国会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防止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一愿景促进了各种各样的目标，包括维护开放市场，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免受垄断滥用，以及分散政治和经济控制。其次，关注消费者福利忽视了过度集中可能损害我们的许多其他方式——使公司能够挤压供应商和生产者，危及系统稳定(例如，允许公司变得太大而不能倒闭)。

（三）促进竞争需要分析过程和结构

芝加哥学派将消费者福利作为反垄断的唯一目标是有问题的，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一想法违背了立法历史，立法历史表明国会通过了反垄断法来防止私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其次，通过采用这一新目标，芝加哥学派将分析重点从过程（竞争的必要条件）转向结果（消费者福利）。换句话说，对结构的关注(即权力分配是否足以保持市场竞争力？)被一个计算代替了(即物价上涨了吗？)，这种方法不足以促进真正的竞争，这种失败在占主导地位的网络平台上更加严重。

反垄断原则已经演变。例如，掠夺性定价中的补偿要求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当掠夺者最终能够向消费者收取超竞争价格时，竞争才会受到损害。这一逻辑与过程和结构无关，它主要通过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来衡量竞争的健康程度。纵向整合的情况也是如此。现代的整合观在很大程度上假设了进入门槛这一结构要素，认为整合后的公司所享有的任何优势都可以追溯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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