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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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早在50多年前就拍摄了一部名为《沉睡》的电影，画面中只有一个睡觉的男人，再无其他。这部321分钟的电影可谓无聊到极致，观众几何，不得而知。而另外一部只有一个镜头、长达485分钟的《帝国大厦》上映时，200位观众在半小时后再也无法忍受而纷纷离场，即便是那时美国高消费文化浸淫下的价值观，依然不能接纳这种现在看来颇具预言性的尝试。
并没有发明视频流媒体直播技术的中国，却成为了直播文化的先行者。一个个“沉睡” “帝国大厦”各处上演，观众趋之若鹜，在成熟技术的撺掇下，内容褪去了“必要”这件外衣。调研显示，有3.25亿中国网民曾经观看过网络直播，而娱乐化的直播内容最受欢迎，比如女主播的卖萌撒娇，以及逛街、做饭、化妆、出行等生活日常。以无聊为宿命的安迪·沃霍尔，在那个时代是因为抛弃了意义而成为离经叛道之人，如果他来到此时此刻的中国，应不会感慨“泯然众人”，而是真诚地赞颂每个15分钟内走红的平民百姓。
高度资本化的时代，信息号称是“快捷的真理”——从过去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到如今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铺天盖地，意义却足迹难寻。挪威学者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在《无聊的哲学》中这样写道：“一般来说，意义是将零碎的事物整合成一个大的有机体，而信息刚好相反；在交流的过程中，信息主要是一种二元代码，而意义则具备更强的象征性……很显然，我们无法想当然地摒弃信息而选择意义，因为要在当今世界正常地生活，必须学会批判地处理各种途径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任何想要坚持个体经验的人只会以失败告终。问题是，现代科技使我们更多地成为消极的观察者和消费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这让我们陷入意义的缺失。”
《无聊的哲学》于1999年由挪威奥斯陆的一家书商出版，而10年之后，挪威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名为《毕尔根铁路》的电视节目仿佛成为史文德森观点的极端印证。这档节目拍摄了一列火车由奥斯陆开往西南城市毕尔根长达7个小时的旅程，吸引了120万人观看，占到挪威人口总数的24%。之后电视台播出了134小时的邮轮旅程，吸引了300万挪威观众。也许湖光山色尚有看头，但黄金时段连续直播12小时壁炉中燃烧着的一堆柴火，实在令人费解——挪威电视台还在画面外配上背景音乐和专家讲解，并在脸书上邀请观众给出如何摆放柴火的建议，结果收视率创下新高。“我睡不着觉，简直太兴奋了。”一位观众在观看直播时发表评论说，“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往里添新的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