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曾撰写《债务：5000年的历程》（Debt:The First 5,000 Years）的历史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经济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都指出，货币源自信用，信用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相反。换句话说，不论其形式如何，货币都是凭空产生的。对于那些对货币内生性的历史证据感兴趣的人，或许可以参考路易-菲利普·罗尚（Louis-Philippe Rochon）和塞尔吉奥·罗西（Sergio Rossi）2013年发表的论文《内生货币：进化论的观点与革命论的观点》（Endogenous money: the evolutionary versus revolutionary views），这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然而，尽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已经承认，研究学者和历史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专家们仍坚持认为，政府支出必须通过税收或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他们警告称，债务负担正日益加重，利息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仿佛美国政府有一天会耗尽美元储备。然而，美国政府自身能够凭空创造的恰恰只有美元。
这种虚构的说辞如果说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也许能起到约束政府开支的作用。但正如提高债务上限这一周期性的闹剧所表明的那样，它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谓的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完全只是政治手段。它不过是形式上的较量，很少能限制政府的实际开支，也极少能促使人们对政府开支的优先级进行冷静的评估。相反，这些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只是为随意的紧缩政策、累进的税收政策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提供了遮羞布，这种做法必将导致美国社会的崩溃以及全球价值流动不稳定的加剧。
事实上，对财政支出进行限制的这种观念往往会促使人们做出更不理智的行为。因为这场辩论所围绕的都是抽象的财政限制，而非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就使得财政政策与诸如充分就业、生产性投资、提高住房负担能力（减少无家可归现象）、提高教育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药物过量致死率以及加强生态可持续性等实质性经济社会目标相脱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仍然认为必须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人，恰恰是那些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大力鼓吹采取鲁莽财政政策的人。只要能通过举债或削减开支来“弥补资金缺口”，无休止的战争、企业减税以及刺激资产增长的计划就都能以这种方式顺利通过，无需接受任何审查。与此同时，对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或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却被视为财政上无法承受而遭到拒绝。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所谓的财政限制措施，美国的财政赤字却仍在不断扩大，债务也在不断增加。美国政府并未对开支加以约束，反而把资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倘若美国没有因廉价的中国商品、全球工资低迷以及供应链金融化经历几十年的进口型通缩，这一框架早就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借款行为，而是美国政府提供给私营部门的一个金融工具，是为人们提供存放储蓄、获取利息以及管理投资组合的手段。如果美国不能以但如果美国无法以其本币违约，那么评级下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并不在于财政方面的计算结果，而在于地缘政治的转变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
债券从来都不是约束因素
这就引出了有关“把发行政府债券作为财政刹车机制”的谬论。
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能够抑制美国政策性开支的过度扩张。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国债是全球范围内的无风险资产，或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资产而言是近乎无风险的。美国国债从来都不是负担，一直都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公司以及世界各地投资者所青睐的财富保值手段。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债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金融工具，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美国发行国债并非是为了筹集资金。相反，其目的是为美元持有者提供一种安全且流动性强的资产。从操作层面来看，美国国债的发售只是将一种政府债务（银行准备金）转换为另一种有息证券。美国发行国债更多地是属于货币范畴，而非财政范畴。也就是说，发行国债是美国管理利率和流动性的一种手段，而非为支出融资。
美国国债绝非世界的负担，相反，它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其作用在于：
· 为跨市场资产定价提供无风险基准；
· 回购市场中的抵押品，有助于提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 为外国中央银行提供预留资金，以确保货币的稳定；
· 为寻求资本保值的机构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提供安全避险资产。
对于这些国债的持有者而言，美国政府的“债务”实际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产。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不仅仅是金融性的，更是系统性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深度和流动性是美国国债成为全球金融架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赤字，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组合的重新调整，即储备余额（美联储的无息负债）被换成了证券（美国财政部的有息负债）。私营部门获得了具有收益的金融工具；而美联储则改变了货币基础的构成。但实际上并没有施加任何实际的限制，不存在挤出效应，也没有被迫的紧缩措施。它只是一种会计操作。
如果一级市场的需求出现下滑（比如由于政治混乱、评级下调或美元贬值等原因所致），美联储将做好准备应对。这并非猜测，而是有先例可循。
在2008年、2020年，甚至在2023年这种情况更为微妙的情况下，美联储都曾展现出愿意作为最后买家介入市场的意愿，在市场功能出现困境时收购国债。美联储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利率受控、确保流动性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并不是在“为政府提供资金”。事实上，在2025年5月12日开始的那一周，美联储悄悄购入了463亿美元的国债。
美联储不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唯一原因，通常是出于自身设定的法律限制：1939年颁布的禁止直接货币化政策。然而，这只是一种制度选择，而非经济需求。美联储能够并且确实在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间接支持国债市场。
事实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比传统理论所承认的要模糊得多。甚至就连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法律禁令，也只是一个政策产物，而非结构性的必然要求。当市场出现波动（无论是2008年还是2020年），美联储都会介入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表明不会让债券发行破坏更广泛的政策目标。这使得“市场纪律”这一概念显得愈发空洞了。
如果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发行在一级市场上的需求出现下降，无论这种需求下降是由于评级下调还是由于政治混乱所导致，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再次采取干预措施（显性的措施或隐性的措施），就像它在2025年5月中旬所做的那样。这表明债券市场获得了支撑。它并非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管理的机制。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债券发行从来都不是对支出的实际限制，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它巧妙地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