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
司徒雷登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燕京大学。
晚清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教会学校居功至伟。西方传教士创建了很多大中小学和女子学院。除燕大外，著名教会大学还有15所：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泰斗级名人：教育家陶行知、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实业家荣毅仁、文化名人邹韬奋、费孝通、雷洁琼、金庸、林语堂、冰心……
我们经过惨痛的反右、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开始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国应该承认，虔诚的传教士们从外国筹集巨款来中国办教育，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之下，都是功德无量的崇高行为。连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也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注释中删去了“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这句关键评语。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联想到上海交大2008年对“世界大学学术五百强”的排名：北大、清华都排在200名之后；联想到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调查的结果：中国孩子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像力排名倒数第一；联想到日本在新世纪提出到2050年争取30个诺贝尔奖，平均每10年6人，结果前9年已经获奖10人；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当年，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重建时计划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很多名人推荐司徒雷登。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推荐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许多朋友都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经费非常困难，劝他别当这个校长。他也曾不愿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更知道办好一所大学的意义。为了痴爱的中国，他挑起了这副重担。筹建燕京大学的本部设在城内盔甲厂。司徒雷登经常骑着毛驴为燕大校址四处奔波。为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资助，他四处奔波化缘，一连几天陪一个半聋老太太聊天玩游戏，希望她财产遗嘱别忘了燕大。他叹息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他千方百计让名不见经传的燕大与哈佛、牛津和普林斯顿等世界著名大学合作，很快名声大震。
燕大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燕大名师云集如雷贯耳：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刘廷芳、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冯友兰、陆志韦、沈尹默……
司徒雷登和毛泽东也很友好。燕大学生奔赴解放区，他在送别时说过“国民党腐败无能，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第一次握手，就赞扬说延安有他许多学生，在宴席上再次称赞燕大学生的出色表现，并邀请他访问延安。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骑马时坠马受伤，毛泽东闻讯立即发慰问电，且由周恩来亲自面呈。
据统计：燕大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新闻特派员90%是燕大毕业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共21人，李慎之等燕大毕业者，竟有7人之多。
司徒雷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