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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入场时间就像一场“戒网大赛”，观众需要在完全脱离互联网的状态下，竭尽所能，消磨未知的等待时间。入场后，观众还要经历反复的等待与热场，热情与精力再次减半。
此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嗨起来”的表演。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现场观众喜欢把票投给“炸”的表演，而不是“精彩但不炸”的表演。这和看Live表演相似，即现场观众能切实感受到的是气氛、情绪，表演内容只是点燃情绪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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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他们会说，“等了这么久，你让我看这个？”
屏幕外的观众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吹着空调，吃着瓜，以“评委视角”去欣赏、审视这次表演。
比起“炸点”，他们要的是一场完整的、绕梁三日的作品。
情绪可以人际传染，但暂时还无法打破屏幕的结界。
《乐队的夏天》专业乐迷、音乐先声创始人范志辉认为，现场音乐的气氛、冲击力会比电视节目更强烈，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会有一种包裹感。
但是播出后的节目，会将这些现场优势削减，也会将一些现场不容易听到的细节凸显，所以容易形成评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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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和隔屏的差异，大概就像“网恋”与“现实恋爱”一样大。
“屏幕里的人是冷的，但是现场看到的是活的。
综艺评审“放权”史
国内综艺节目的评审权，正在逐渐下放。
13年前，国内现象级选秀节目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系列。在那个年代，专业评审一般由歌手、专业乐评人或行业人士担任。
他们可以在海选中筛选选手，并直接颁发PASS卡，还能在晋级赛中直接决定选手去留。
2009年《快乐女声》20强突围赛中，歌手包小柏与音乐人沈黎晖曾因某一位唱功颇受争议的选手，现场翻脸。包小柏认为这位选手的唱功没有达到基本水准，而沈黎晖却很看重她在写词上的才华。
最终，沈黎晖与几位评委还是决定让这位选手晋级。极度不满的包小柏则留下一句“她留，我走”，愤然离席。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启了“双选制”选秀风潮。
这档节目里，评审开始由非一线音乐人，变成了刘欢、那英等一线艺人。他们的名称从“专业评审”，变成了“明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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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手握选手的“生杀大权”，但选手同样拥有了“反选”的权力。只有导师和选手“双向”选择彼此，选手加入该导师战队，才算是晋级成功。
导师与选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选手们不但可以为该明星导师的战队出战，还能与导师同台合作。
比赛后期，导师不再拥有直接决定选手去留的权力，而是会综合现场99家媒体评审团的意见。不变的是，《中国好声音》与《超级女声》的评委在总决赛中，都没有决定权。
2017年，国内首档Hip-hop音乐真人秀《中国有嘻哈》中出现了一位新面孔，吴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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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还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的翘楚，但吴亦凡在说唱领域几乎是个“新人”。
他的出现，预示着国内综艺节目评审开始迎来“流量化”。他们的名字，也从“明星导师”变成了“明星制作人”。
随着赛制的“花样百出”，明星制作人的权力被进一步“下放”。进入到战队赛后，大多数比赛结果完全由现场观众评审决定，明星制作人没有可以单独决定的权力。他们只能依据比赛结果，选择队内成员淘汰、晋级。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开启了“全民制作人”的新时代。
明星导师的资历被进一步弱化，有刚刚在综艺节目中出道的周洁琼、欧阳靖，也有同为宇宙少女组合的程潇做导师，孟美岐、吴宣仪做选手的奇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