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杨煜达教授和团队共同发布《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系统地梳理了历史文献中的旱涝信息，并绘制了极端旱涝年份图。该图集不仅反映了中国区域极端旱涝的时空分布，还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如何建立历史文献和现代观测数据之间的比较平台。此外，杨煜达教授讨论了极端气候事件及其与社会后果的关系，强调了研究目的对于数据处理和解释的重要性。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发布
该图集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中的旱涝信息，绘制了极端旱涝年份图，反映了中国区域极端旱涝的时空分布。
关键观点2: 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通过新方法对极端气候事件进行量化，并探讨了气候事件与社会后果的关系，为气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观点3: 建立历史文献和现代观测数据的比较平台
通过细化分类和百分比阈值法，图集成功建立了传统旱涝记录与现代观测记录之间可比较的平台。
关键观点4: 研究目的对数据处理和解释的重要性
杨煜达教授强调了研究目的对于数据处理和解释的重要性，指出区域个案和全国尺度研究的不同，以及二者对于气候事件的关注点和呈现方式的不同。
正文
杨煜达
：为什么从1470年开始，实际上这是由我们利用的历史资料的特性决定的。刚才说由于降水的空间一致性没有这么强，研究时要同时考虑旱涝的时间和空间特征，那么中国有一类历史资料显得尤其重要，就是地方志。地方志可以具体到各个县的旱涝情况，可能跟其他资料比，地方志的记载比较简单，但有相对明确的时间、空间、旱涝程度的信息，这对于我们考虑旱涝的时空差异非常重要。而从历史气候研究利用地方志资料的情况来说，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地方志资料大量保存下来是在1470年以后。《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当时用了2000多种地方志，而此后四十年来，整个学术界包括我们团队对于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能够比当年看到更多的资料，但即使如此，在对不同区域进行分析之后，依然证明1470年是资料记载出现系统性转折的一个时间。所以不管是我们还是《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都选择1470年作为一个分界点，是基于这个原因。
新图集讲千年尺度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469年；第二阶段：从1470年开始，各区域截至时间大致都在17世纪中后期；第三阶段：17世纪中后期-1949年；第四阶段：1950—2020年），为什么这么分？
杨煜达
：分四个阶段实际上是和我们资料的特征有关系。
第一个阶段是1470年之前。这个时期不管是华北、长江中下游，还是华南，资料的主要来源都是正史和政书。1470之后我们还又分了三个阶段，其中1470~1950年左右实际上是以地方志为主的阶段，但是前后又不完全一样。1470~1750/17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的下限各个区域有所不同，有些放在1650年，有些在1660年，不是一个统一的时间节点。像西南地区在1720~1730年代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很多地方没有记载，贵州一些地方就是空白的，资料更差一些，所以这里的时间节点是放在1750年左右。这一阶段大致以地方志为主，以正史资料为辅。此后的第三阶段就是1750/1700/1650年之后，大部分区域就变成以地方志为主，以档案资料为辅。1950年之后就是以器测资料为主。
说到档案资料，其实有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所谓近代，1870/1880年以后，不少地方开始有近代器测资料。对于这部分近代器测资料，我们是这么考虑的，连续性比较好的，以近代器测资料为依据，比如广州、上海、北京、厦门，连续性短的，那么还是以地方志为依据。至于第四个阶段，对我们的团队来说，这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时段，这一段主要用现代器测资料的数据，根据一定公式进行统计计算。
这个公式和《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应用的公式是同一个？
杨煜达
：大致是一样。为什么这样选择？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的工作，这有几方面的体现，一个是站点的划分，《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分了120个站点，我们分了124个站点，在东部地区只有两个站点不一样——关中地区在西安之外，我们分出了宝鸡，因为我们认为关中东西部有一定差异，而且如今的资料可以支撑；另外就是我们在西南多分了一个宜宾站。第二个是在划分的标准上我们和《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做了衔接。就是按照《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的大致标准，1级和5级我们大致控制在10%，2级和4级我们控制在20~25%左右，三级我们控制在30~35%左右——大致的标准没有变，具体的我们有做得更细化。
为什么这样做？首先，《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的数据是经过考验的。除了原本做的时候有方法上验证外，后来有学者做过两项很重要的工作来验证它。一个是北大大气物理系的王绍武先生，1979年他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他对《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做的旱涝分析与现代数据做的旱涝分析一致。另一个就是张德二先生在1983年还是1984年的一篇文章，用上海站旱涝数据做的，她用现代的旱涝数据和过去的旱涝数据做了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数据的科学性是被广泛承认的，是学术界公认能比较好地反映中国的干湿变化情况。既然有一个现成的经过检验的大家接受的科学标准，我们应该在这个标准上继续完善，提高数据质量，而不是推翻了重新来做，没有这个必要。
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需要面对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否向读者介绍一下，历史气候研究中，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献资料是如何进入学者视野，如何对其进行使用的？
杨煜达
：现在用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就是官书正史。中国有非常好的修史的传统，至少从司马迁、《汉书》的时代起，就有很好的成体系地记录灾害灾异，这个记录连续性好，一直延续到清代，不间断的，而且它是全国尺度的。那么这一套资料为我们做整个中国的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信息框架。讨论不同类型资料的信息特征时，我们做过一个比较，发现正史记录的旱涝灾害的信息数量实际上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元史》的记载相对混乱，记载比较少，从宋到明清，每个时段记录的旱涝情况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方志资料中关于旱涝的记载在数量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它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正史和官书是最早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资料，这是最容易看到的。1470年之前，我们主要依据这套资料。
第二套资料就是地方志。我们说中国有修志的传统，但是大规模的修志是从明代开始，到现在，存世的地方志，就是民国以及民国以前的地方志应该超过1万种，但是在认定标准上可能有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私人修的地方志，可能在体例上没有官方修得那么规整，但是它也记载了地方上的很多信息，如果把这些也认为是地方志的话，那么可能超过1万种。这些地方志分布非常广泛，中国内地有1000多个县级政区，基本都有地方志。在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里，对于干湿旱涝的研究，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资料体系。这类资料有一个特点，它很分散，收集起来没这么容易。特别是在传统时代，以个人之力利用这套资料做研究很困难。所以何炳棣先生195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利用地方志做研究的时候，他非常欣喜，因为当时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地方志资料。国内比较多地使用地方志还是在做“谭图”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不是个人好比的。竺可桢先生对此很早就有考虑，当时的地理学者，像徐近之在1950年代开始收集地方志资料。五六十年代一些省份开始由文史馆或者气象局收集旱涝灾害资料，到七十年代旱涝会战，全国各个省都参加，当时很多省编了旱涝灾害资料。他们基本上不标出处，有些资料抄录的时候也不是原话抄的。后来张德二先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了四册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了近8000种方志，还有正史的资料，其贡献很大。这套资料也是我们编这个地图集用的一个最基本、最广泛的资料。当然，我们把它做了数字化，并且进行了复核。总体上这套书的质量很高，错误率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