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何伊凡
：最近滴滴付强来到ofo做执行总裁，每一次ofo有一些变化时，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真相是怎样的？
戴威
：确实是这样，而且每次正好赶上我出国参加活动。我记得去年11月张严琪加入ofo，还有今年4月份，包括这一次，每次一出国，就会说我被架空了。
何伊凡
：就是你不能出国。
戴威
：没有，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只要是强的、有经验的、能够帮助到公司发展的人才，我们都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去欢迎，所以我觉得公司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发展起来。也不是说现在取得了什么成绩，我觉得比去年，我们自己一定是进步的，那能取得进步，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开放的心态，欢迎比我们自己强的人来到公司，大家一起来产生化学反应，带动整个公司进步。
何伊凡
：过去一年关于ofo的新闻你可以看一下，首屏跟你相关的、出现频率很高的，就是“架空”两个字。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这样的传闻？
戴威
：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还是觉得真正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是最重要的。网上有很多关于一些大公司（的八卦），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呢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进步吧。
从Outside-in到Inside-out的定力
何伊凡
：要没有人盯着你，没有人骂你的话，证明这个公司做得还不够好。当然，这对一个创始人来说，是必经的挑战和考验，就是你公司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人各种各样的骂声和批评。你第一次遇到攻击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戴威
：说实话，内心里肯定是比较沮丧、比较失望的。我们做了件好事，帮着大家解决短途出行、缓解拥堵的问题，同时也对环境有帮助，为什么大家还要这么写呢？但后来我觉得也无所谓，我们还是活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情感关系里，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在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在做好事，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只要我们坚持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何伊凡
：现在你会偶尔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吗？
戴威
：不会。
何伊凡
：你会比较关注外界对你的哪些评价？
戴威
：我都不太关注。
何伊凡
：从来都不关注？
戴威
：我觉得我们创业第一年，在这方面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从2014年的2月份起了ofo这个名字之后开始创业，到2015年5月份转型做共享单车，那个时候想融资，就会去找很多投资人去聊，投资人每说一次，我们就觉得有道理，回来就改，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改我们的想法，然后再去聊。
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非常关注外部反馈，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忽略了真正的思考：我们到底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痛点在哪里？怎么解决？
其实2014年2月到2015年的5月份，资本市场总体上是比较好的，尤其是2015年的上半年，A股涨势凶猛，一级市场钱也很多，但我们一毛钱都没拿到。
直到2015年4月份公司面临倒闭，账上彻底没钱了，只剩下400块钱，当时我们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只有10个同事，被逼到了绝境。那时
我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觉得别人怎么说不重要，别人融不融资不重要，市场环境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想,
原来的感觉是Outside-in（自外而内），所有信息进来，我们感觉活在了一个趋势里。那一次的转变就是我们Inside-out（自内而外），我怎么想的就去跟别人说，我们坚定做这个事情。
我们在2015年5月跟很多北大教授、同学、朋友去聊这个想法时，大家觉得我们的想法太不靠谱，他们说我们的公司三天之内肯定倒闭：自行车放大街上，三天之内肯定全部都丢了。
但我们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想清楚了，这么做绝对是对的，绝对有很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所以当时就借钱来做共享单车。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判断，对于一些建议，一定是自己想清楚之后再做决策，如果我们的情绪天天被外部的环境所干扰，就没有办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
到2015年9月份ofo正式上线，我们发现用户确实有需求，订单也在增长。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的资本寒冬时期，我们一步一步进行融资发展。
何伊凡
：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面，就是关于创业者的定力。
戴威
：对，别人说什么特别在意，特别爱面子。例如周围创业的伙伴们融了300万A轮，我们就很羡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融到A轮，融到A轮我们就胜利了——就为了融A轮去创业的，很爱面子。投资人说什么我们就调整，也许觉得能融到钱，而不去思考本质是什么。
何伊凡
：但后来发现用户的需求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才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回来的核心。
戴威
：对。
其实外部的声音也好，干扰也好，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核心团队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一致，对未来的判断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何伊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过去你没有想明白这一点，所以资本虽然火热
，但你没有拿到钱，现在想明白了这一点，在资本寒冬时一样能融到钱。
戴威
：对于我们这个创业公司来说，只要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满足用户需求，哪怕外部是金融危机，也是有发展的机会的。
何伊凡
：我记得你老家好像是安徽的，后来到了北京上学，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你是否有影响？
戴威
：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原来在老家上学时，大家课间接水都会抢，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在北京，我发现同学们都特别有礼貌，接水时会相互礼让。这个对我影响挺大的，而且同样是做班干部，之前我可能老拍桌子，生气说“大家今天必须好好值日，要不然告诉老师。”但是在北京，你要跟大家讲道理，为什么我们要做值日、要拖地，大家就理解了。这是在管理方式上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何伊凡
：你从小就是班长。
戴威
：对。还有一次很大的影响是，在我2013年本科毕业之后去青海支教的那一年。其实我当时被保研了，可以直接读研究生，但当时我对社会的了解太有限了，也不知道真正的西部是什么样，农村是什么样，并且我觉得以后可能拿不出一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申请去了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何伊凡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为什么选择去青海？
戴威
：因为可选的就是新疆、西藏、青海这几个地方。我们问往届的项目成员，他们说青海这个地方最苦，那我想反正去哪都挺苦的，干脆就去一个最苦的。
当时我们一共去了四个人，分别教语文、英语、数学、物理，我教了一年高中数学，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要计算一辆火车过山洞的时间，公式就是火车长度加山洞长度再除以速度就等于（火车过山洞的）时间，但全班没有人算对，都是直接用山洞长度除以火车速度得出时间。他就很纳闷地问，大家都坐过火车吧？同学们说没有，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
我在想今天已经到21世纪，这些孩子们居然对外界了解这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除了教书之外，还做了很多想法上的转变。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班55个学生去年参加高考的有51人，其他三个班只有35人参加，平均退学20人，而我们班退学只有4人，这在学校历史上也是属于退学率极低的一个班。
何伊凡
：这和你们去支教有没有关系？
戴威
：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希望。学生们觉得我在北京还认识几个老师，如果好好读书，自己以后的生活肯定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在那一年，我通过做家访，跟学生家长聊天，了解到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一些想法。
我还记得我们班第一个退学的学生是语文课代表，因为她在家里是老大，弟弟也要上学，家里没有劳动力，她就必须退学，她父亲提出让她退学时，我们心里无法接受，55个学生怎么能少一个呢？当时感受到这种最直接的现实，对我们冲击是非常大的。
2014年春天，在支教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能通过创业的方法，建立有意义、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去帮助到当地的人。于是我们做了个NGO（非政府组织），但影响力还是太小了，最终募集到的资金也就三五万块钱，当时也是机缘巧合，我们联系上了徐小平老师，于是就想是不是可以听听他的建议。
徐小平老师觉得，只有当你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时，才能号召更多的人关注这些社会问题。你们几个人做NGO，谁理你们啊？他说得很直接，对我们打击还是很大的，但后来仔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
何伊凡
：所以你差点成为了一个NGO组织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