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实际上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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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转弯。如果没有根本规则的改变，这一转弯是不可思议的。
第一个重要宪政原则的改变是，将政神分开。
其经典表述就是陈云所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是神，就不会犯错误，所以也就不会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才造成了他在
1949
年以后不断犯错误，又坚持错误，继而犯更大的错误，直到文化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把一个政治领袖当作神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制度。在中国古代，商代在武丁以后把商王当作神来祭祀，也就认为商王族是一个神的家族，天生就有统治权，结果是商纣王认为自己有天命在身，百姓不敢造反，最后命丧鹿台。
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申明，“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就是禁止把政治领袖看作神。从此以后，政治领导人只是凡人，他们会犯错误，因此不能以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更不能坚持错误。中国的社会才开始不再是沿着伟人高瞻远瞩的道路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等当时的领导人承认自己并没有全盘把握和明察秋毫，而是根据改革或政策的结果进行调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另一个派生的结果，就是结束了政治领导人的终身制。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代领导人执政两届十年一个周期的惯例。在现实中，只要不是永久掌权，就会对领导人本身产生强有力的约束。
第二个宪政原则的改变是，不把某一理论或主义当作事物或工作对错的标准，而是把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作为标准。其经典表述就是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价值评价的根本改变。只要回到毛时代和改革初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价值标准在那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所重现的那样，那时没有政治审查的高考，促进知识交流的国外书籍的引进和译介，避免挨饿的“包产到户”，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外商投资，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土地出租，都被以不符合某种主义的名义遭到禁止或反对。
第三，由以上原则派生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社会把市场制度当成一个基础性制度，甚至是“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
若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市场是最好的制度。这之所以具有重大宪政含义，是因为它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方与民间的边界。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就实际上直接掌控了所有人力资源，也就按其意志将资源配置到了所有领域，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物质产品领域和精神产品领域。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配置的体系。用权力配置资源，就必然要限制人的自由；且由于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弱小的个人就没有任何可以逃遁的空间，从而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当市场边界扩展了，也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边界扩展了。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中国
奇迹
的原因，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从政府是
100%
减少到约
38%
，或市场从
0%
上升为约
62%
。这个比例虽然可以从市场和政府影响经济的领域占
GDP
的份额中看出，但更重要地，是在其背后的制度变化，以及制度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在政府主导和控制的计划经济中，民众的经济自由被限制和剥夺了；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能自由地创办企业，甚至不能自由地买自己想买的产品。而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由。而今天，这种自由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常识。当我们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顾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七十年代末农民不能养超过四只的鸭子，知识青年必须被迫在云南农场工作，感到恍如隔世。这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甚至就是宪政改革。
反过来，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先进技术也不能很好推广。因为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使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开放前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我亲眼看到新技术推广之艰难。只有几个技术员在推广，而工人们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在大锅饭的体制下，他们为什么要干得更多？因而，
技术创新虽然在某些时候单独发挥过作用，但更根本的是制度变迁。好的制度，如专利制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
因而，用只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奇迹的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
但是，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样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原因似乎在于，他把英美宪政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宪政制度的普遍形式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太不像宪政原则了
.
。这源于他对宪政主义资源的理解。似乎在他看来，只有英美宪政主义才是正宗的宪政主义，而其根源只出自英国和美国。这显然是狭义地理解宪政主义所致。实际上，
宪政主义是指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需依赖的一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的所有具体规则都由此派生出来。所以保证这一组基本原则能被实施，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有能力和机会违反宪政原则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所以在说到宪政时，一般就是指的限制政府权力。
谈到限制政府权力，这是古今中外政治中的重要难题。人类社会各个文明也都作出过各种努力。除了现代的民主制度，宗教对世俗政权的约束也是西方社会的一种“限政”措施。如广义来看，中国汉代的天人感应说也是一种“限政”努力。而谏议制度、史官制度、太傅制度和监察制度等，都是限制权力的制度创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儒家认为有一种高远深邃、凡人无法企及的天道，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凡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天道并始终遵循天道。这就需要有一种制度结构，通过约束、限制或鼓励使政治领导人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治理符合天道。而士大夫集团就在这个制度结构中起着约束和限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如当汉文帝问陈平，宰相不知刑狱和财政数据，那是做什么的？陈平回答说，我们是要保证你对天下的治理能够顺应天道、和谐内外（“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
，
……”）。
因而，宪政主义资源不独只存在于英美，还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很丰富。中国人是应该全面吸收全世界的优秀的宪政主义遗产，但也不应独独不对本国资源开放。实际上，中国的宪政主义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因其具有中国的文化形式而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欧洲的宪政主义资源更容易被欧洲人接受一样。如果只以某一国的宪政的外在形式为标准来判断另一国是否出现了宪政改革，显然抹杀了宪政资源的丰富性，而且无法解释为何人类各文明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交错前进的。在小凯演讲后的讨论中，我曾说，如果在中国领先的唐宋时期说，如果不学习中国就永远落后，似乎是不正确的。因而，当小凯说如果中国不建立像英美那样的宪政制度就会永处劣势地位时，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在天则所2012年举办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张维迎、林毅夫、盛洪等经济学家参加，小凯虽不在，但感觉他就在这一群经济学家当中，依然注视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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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也不同意小凯的上述看法。在“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
2003
年
7
月）一文中，他对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是否最优体制提出质疑，用非英美的其它国家的经济成绩来说明经济社会体制并非有一个唯一正确模式，并强调制度的内生性。只是在他与张维迎的辩论中，英美的宪政制度似乎被简化为主要是以市场为主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侧重于政府的更多介入。于是论题转换为，政府的一些干预是否经济发展所必需，政府的这些干预是否说明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在一些方面）比市场更基本和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