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岛博隆：
在白教授的论文中，曾多次出现关于身体感觉的表述。但这种身体感觉与思想之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后面的对谈还会再次提及，但现在我想先说一下，白教授所思考的“普遍”中，基于身体感觉的部分是重要元素吧。您的文章中似乎一直存在强烈的身体感觉。
白永瑞：谢谢中岛教授对我的文章的解读。不过就我自己而言，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将身体感觉诉诸文字。应该说这是我今后的课题。
中岛博隆：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请白教授谈一谈童年的读书生活。列维纳斯在与内莫的对谈中曾提及自己小时候阅读俄国文学。列维纳斯说，虽然无需将自己当作俄罗斯国民，但还是读了俄国文学作品。请问您小时候都读了哪些书？
白永瑞：
上小学时，读了面向少男少女出版发行的世界名著。进入中学以后，又读了世界文学全集。但我并未像列维纳斯那样限定自己阅读某个国家的文学作品。
中岛博隆：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
白永瑞：
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二或高三的一次阅读体验。因为住在贫民窟，所以能一起读书的只有牧师。我们一起读了鲁道夫·卡尔·布尔特曼
（Rudolf Karl Bultmann）
的《历史与末世论》。这是一本关于神学的书。读完后，我对“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什么”、“掌控历史的某种法则”以及“信仰是什么”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刚才，我说了自己选择历史学是同父母妥协的结果。说实话，其实自己也不太能接受，但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与那次阅读体验有什么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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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神学与末世论》
布尔特曼 著，李哲汇 朱雁冰 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当时，首尔大学的历史系分为韩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洋史。理由之一就是刚才说的，我对布尔特曼提出的历史哲学、历史法则和历史的力量在东亚如何体现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形势。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缓和政策呈蔓延趋势，大家对中国的关注度提升。受此影响，我选择了东洋史。
中岛博隆：
我想许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某种身份危机。有些人顺利度过这一危机，有些人却没有。白教授在上大学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初高中生活？是平静安稳还是充满危机？
白永瑞：
我几乎没经历过身份危机
（笑）
。就读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当地的名校，我还一直担任学生会会长，文艺活动小组的活动也很顺利。可以说，身为好学生的我过着一种模范生活。
但是，我在高一时经历了一次大危机。当时的校长毕业于广岛师范学校，是一名可与咸锡宪匹敌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坚持自己的理念，将学校考试全部改为无人监考。高一的一次英语小测试，并非期中或期末那样正规的考试，我作弊了。被英语老师发现后，我不仅受到了体罚，还被带到办公室接受一天的惩罚。对于模范生的我来说，这件事成了巨大的创伤。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想上学，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开始学习并试图掌握法语，这成了弥补创伤的一个契机。虽然是一种自我满足，但的确助我度过了难关。
中岛博隆：
为什么学习法语？
白永瑞：
韩国光复后，第二外语基本都是德语。在我读高一时，除了德语以外，还可以选择法语。我对法学等没有兴趣，但对文学、历史、哲学和法国文学有兴趣，自然而然就选择了法语。可能是对法学的反感太强烈了吧。
高一的考试作弊经历和刚才说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入狱的经历使我明白，周围制造的“平静”在外力之下是何等脆弱和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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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小人：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
本雅明 著， 徐小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中岛博隆：
本雅明的《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也给人一种童年特有的平静状态将会被打破的预感。或许大家要在成年之后才会发现，如果不是由自己创造的，用白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经过自己判断而生成的“平静”，那么就不可能实现。白教授在高中时就体验到了这一点，对吧？
白永瑞：
我以为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制造了平静，但其实这并非通过自己的内在判断，而是基于周围环境或大人及学校对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你很优秀，我就配合外部的判断而营造出一种平静。这不是通过自己的判断而创造的平静。那次“危机”也让我有机会去反省所谓的“模范”是何等的脆弱渺小。
中岛博隆：
从高中开始就参加学生运动了吗？
白永瑞：
高中时，我对学生运动并不感兴趣。刚才提到了布尔特曼，其实那时我对历史哲学有兴趣。但在进入大学课堂后发现，并没有历史哲学，都是实证主义的课程。这可能是受日本帝国大学的影响，老师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实证历史事实。于是，我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也读不好书。还好学生们自主参加学习会──韩国叫“学会”，类似思想兴趣小组──在那里可以学到历史哲学知识。换言之，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历史法则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什么”、“资本主义构造如何”、“历史的主体是谁”这样的问题，并与同时代的学子们分享各种经验。
白永瑞：
上大学后，我对韩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产生了兴趣，还参加了旨在培养社会活动家的团体。我参加的思想兴趣小组虽然与学生运动有些关联，但当时更为紧迫的是1972年10月韩国发生的“十月维新”事件。就是朴正熙总统要通过修宪来实现总统终身制。修改宪法，制定《维新宪法》，走向独裁统治。这是我大一时发生的事情。那天早上我去学校，大门前停着战车，军人控制了大门，并将学生赶出校园。接着，大学进入长期停课状态。国民无法通过直接投票来选举总统，这与我在中学及大学里学到的民主主义背道而驰，我无法原谅政府的行为。这也成了我直接参加学生运动的契机。刚才提到关于历史学习的讨论，对我而言，来自思想兴趣小组的影响远远超过正规的大学课堂，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作为自己的学问观，我实践的是“作为运动的学问”。这与现在的研究也直接相关。
中岛博隆：
我想确认一下日期。朴正熙总统颁布《国民教育宪章》是在1968年。当时，白教授还是一名高中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