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任何科学证据的确立，必须服从一套严格的规则，也就是科学方法。简单地说，这是一套精心设计、可以区分因果关系和巧合关系的逻辑系统，利用它对有效的实验进行分析，才能为特定的医学问题提供科学答案。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实验都符合条件。有效的实验必须是设计正确、数据采集可靠、统计分析无误、结果解释合理。有效实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被其他人重复进行，而且得到相同结果。
关于维生素C与感冒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两个：1. 大剂量维生素C能否预防感冒发生？2. 大剂量维生素C能否减轻感冒症状，缩短感冒病程？从1930年代维生素C被发现，特别是实现工业化生产后，就有医学研究人员多次研究过它对感冒的作用。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补充维生素C不能预防感冒；对于治疗感冒，维生素C的作用充其量是略微减轻症状，而且并不需要鲍林提倡的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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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的《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出版后，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同时出于对鲍林的尊重，又有美国、加拿大及荷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分别试验了不同剂量维生素C对于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结论还是毫无效果。
可是鲍林坚定地认为，根据他对同样的试验结果作出的不同解释，他是正确的，其他人都错了。他还提出每个人可以用如下方法自行确定合适的维生素C剂量：如果每天吃1克，一冬天得了两次或者三次感冒，那么就应该加大剂量试试；如果感冒的次数少于预期，那么就可以相信是维生素C起了作用。
遗憾的是，这距离真正的科学方法何止十万八千里。不妨试想以下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其一，你记错了自己感冒的次数，这将造成数据采集的错误。
其二，你去年在医院工作，得过三次感冒。今年退休在家，同时开始吃维生素C，只得了一次感冒。你相信这是因为吃维生素C预防了感冒，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环境变化，你被感冒病毒感染的机会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吞下的维生素C和少患感冒就只是巧合。
其三，你吃着维生素C，同时得了一场轻微的感冒。由于你对维生素C的信仰如此坚定，因此下意识地决定不予理会，这就是心理作用造成的安慰剂效应。
科学实验的设计必须能够避免这些可能的误差。为了防止记忆错误，对实验对象必须密切跟踪随访。为了消除巧合的影响，实验对象的数目要足够大，随访期要足够长。为了避免安慰剂效应，实验必须采用双盲法。具体做法是，募集一批受试者，随机分派到实验组和对照组，以确保两组人的遗传背景、生活环境等情况尽可能相似。每一个受试者本人及其家人，以及为受试者提供试验药物的研究人员，都不知道受试者被分在哪一组。有些研究甚至只用同卵双胞胎作为受试者，将其中一人分入实验组，另一人分到对照组。尤其是同卵双胞胎儿童，不仅遗传基因完全相同，而且通常生活于同一家庭环境，对于临床医学实验的价值更高。研究人员给实验组每天服用不同剂量的维生素C，对照组服用外观、味道等与维生素C相似的安慰剂，然后跟踪观察一段时间，比较两组的流感发病率和发病后的症状严重程度和病程长短。
感冒临床实验的一种做法是直接给自愿受试者接种感冒病毒。这种策略的好处是所有的受试者都接触到相同的感冒病毒，发病率高而且病情较为一致，所需要的受试者人数较少。1967年和1973年，先后有研究人员进行了这样的实验，给实验组每人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对照组服用安慰剂，所有受试者在鼻腔接种感冒病毒。结果发现，两组所有的人都得了感冒，严重程度没有差别。
另一种策略是观察自然发生的感冒病例。这样的研究在各国进行过多次，每次涉及的受试者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结果如何？没有一次试验发现维生素C能显著降低总的感冒发病率。有些试验发现维生素C的确能略微减轻症状，缩短病程
（例如从平均5.8天缩短到5.5天）
，问题是这样几个小时的差别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197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十分有趣，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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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实验历时9个月，一共有三百多名受试者参加，都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工作人员。受试者被随机分为四组：第一组自始至终每天服用安慰剂；第二组在感冒发生前服用安慰剂，发生感冒后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第三组在感冒发生前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发生感冒后改为安慰剂；第四组在感冒发生前后每天分别服用3克和6克维生素C。研究从九月份开始，到次年五月份结束，包括了感冒高发的秋、冬、春三季。所有受试者都被告知这是一项采用双盲对照法的临床试验，目的是研究维生素C对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这次实验的设计百密一疏，出了一个纰漏：研究人员为了赶在秋季到来时开始实验，没有把用胶囊封装的安慰剂的味道调成和维生素C一样的酸味。在研究过程中，陆续有一些受试者中途退出，尤其是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退出的比例特别高。研究人员对此顿生疑窦，于是在9个月的研究结束后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大约一半的受试者禁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打开胶囊，凭着药粉的味道，正确地猜出所吃的是维生素C还是安慰剂。分到安慰剂对照组的一些受试者觉得自己得不到服用维生素C的好处，干脆中途打了退堂鼓。
由于有一半受试者不符合双盲法的要求，研究人员只能将猜出自己吃了什么药的受试对象挑出来，单独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令人吃惊：不知道自己分在哪一组、也就是符合实验设计的双盲法的受试对象，得了感冒后如果服用安慰剂，平均病程是6.3天，如果服用维生素C，平均病程是6.7天，表明维生素C对缩短病程无效。而那些猜出自己分在哪一组的受试者，得了感冒后如果服用安慰剂，平均病程是8.6天，如果服用维C，平均病程只有4.7天。表面看来，似乎维生素C将病程缩短了3.9天。但是如果将知道自己吃了什么的受试者与对此不知情的受试者比较，如果吃的是维生素C，前者的平均病程比后者短了2天；如果吃的是安慰剂，前者的平均病程比后者长了2.3天！这一结果歪打正着地表现了安慰剂效应的巨大影响：如果你相信吃下去的东西——维生素或者其它补品——有益健康，你就可能感觉它的确有效；如果你相信自己吃的是毫无治疗作用的安慰剂，你甚至可能感觉病情变得更糟
（称为“反安慰剂效应”）
，哪怕药物的实际效果，无论是维生素C的正面效果还是安慰剂的负面效果，根本就不存在！
1986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教授特拉斯韦
（Truswell AS）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回顾总结了自1970年以来进行的22次关于维生素C与感冒的随机双盲法临床研究结果。有12项研究发现维生素C对预防感冒发生、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无效。5项研究发现维生素C对预防没有作用，对减轻症状有轻微作用，但在统计学上的差别不显著。其余5项研究发现维生素C没有预防作用，但可以缩短感冒病程，虽然程度有限但在统计学上的差别是显著的。特拉斯韦教授的结论是：“维生素C对于预防感冒显然没有作用。”他同时承认，“有一些证据表明，维生素C对治疗感冒有微弱的效果，但是……每天250毫克与1000毫克或者4000毫克的效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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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毫克维生素C是什么概念？两杯橙汁中所含维C就有那么多。如果只是想用维生素C来减轻感冒症状，犯得着冒着腹泻和其它严重副作用的风险，遵照鲍林的指示每天吞下几克维生素C药片吗？
但是鲍林认为，巨量维生素不仅对感冒有奇效，还能治疗癌症。
1970年代，鲍林与一名英国肿瘤外科医生卡梅隆
（Ewan Cameron）
合作，研究静脉注射或者口服巨量维生素C对癌症的治疗作用。二人在1976年和1978年发表了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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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在100名晚期癌症病人中的试验结果：接受每天10克巨量维生素C治疗后，病人的平均存活期是1000名未服用维生素C病人的3至4倍。两篇论文都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这是一份影响因子很高的学术期刊，但通常并不刊登有关临床医学试验的论文，而且有时受人诟病的一点是，科学院院士本人在《院报》上发表的有些论文，没有经过和非院士作者的论文同样严格的同行审稿过程。
除了治疗晚期癌症，鲍林还提出，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癌症。197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我目前的估计是，从预防性地服用维生素C做起，单靠维生素C就可以把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降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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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癌症研究所的癌症治疗临床试验分部主任杜伊斯
（William DeWys）
检查了鲍林和卡梅隆的实验设计，发现存在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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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C治疗组完全由卡梅隆的病人构成，对照组则是其他医生的病人，这两组病人的选择标准不一致，所以也就没有可比性。实验组的病人存活期长，很可能是由于这组病人在实验开始前的病情就比对照组轻。
为了验证鲍林和卡梅隆所发表的结果，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在1978年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双盲对照试验， 受试者为晚期肺癌或消化道癌症患者，所有病人都经过肿瘤组织活检，证实其病情已经不再适合任何手术、化疗或放疗。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每天口服10克维生素C，对照组口服味道和维生素C相似的安慰剂。试验结果于1979年以“高剂量维生素C疗法对晚期癌症无效”为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中报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存活期都是7周左右，存活最久的一个病人来自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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