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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我受邀参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并就自己的博士论文与大家分享。为了准备我的演讲，我又重读了一遍我的博士论文。当读到当年博士论文的后记时，不禁感慨万千。

12年前的我在后记中写道： 读书之余，我时常勉励自己要做大学问。 何谓大学问？

第一，如太史公所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天命和人事是紧密相连的，宇宙和人生是一体的。大学问应该能够知天命、晓人事，能够探索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法则。

第二，大学问应以道德为基础。 正如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所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第一流的学问是以崇高的道德为基准的，应知行合一。缺少对人类命运和人道的关怀，学问只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工具和书斋里把玩的消遣品。

——看到当年稚嫩的我写下的这段话，回顾我这十二年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的岁月，是否还保有当年的初心呢？

2001年，我认识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孙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他开启主持了美国国会研究的大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当年还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对于做学术一无所知，懵懵懂懂之间就加入了国会研究课题组。刚刚接触学术研究的我，对写论文和做学术充满了好奇，但也屡受挫折。孙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找材料，如何做引注，如何提炼观点。

2002年的夏天，我写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次写书的我非常激动，感觉写书就像造房子一样，先搭好框架，然后再往里面添砖加瓦。而我对自己研究的对象——美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只看到好莱坞大片的美国，开启学术研究之后，才慢慢看到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生活的林林总总。写完第一本书后，我就顺势而为，继续以美国为题，开始博士论文《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的研究和写作。这篇论文的写作源于对中国现实的关怀。长期浸淫于中国宣传环境的我，想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做宣传的。中国人往往认为美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希望了解在如此强大影响力的背后美国政府是如何打造美国国家形象的。

《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