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次努力不会改变世界，但是尝试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 谢晶「从未实现的平等」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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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无效的，这意味着， 为了实现平权而采用这样的行动模式时，行动者需要对它所调用到的主人逻辑保持高度的警惕。

行动者需要在行动过程中注意，它有没有产生意志的强加、多数人的暴政，有没有产生标准化和排他的倾向，有没有产生对于少数群体的排挤，有没有产生话语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后果，等等。

这是平权运动历史上产生的一项很重要的反思： 当我们可以组织自上而下的类型的行动时，始终要警惕它可能产生的反平等效果。

但这还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行动模式不应该被视作是唯一的行动模式。如果我们将此视为唯一的行动模式，那么结果往往是我们对于自身行动能力的让渡，乃至于彻底放弃。

我在这门课的导论部分就提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并不都只是受害者，如果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一就不可能成为百分之一。

我们在使用“受害者”这个词语时就应该谨慎，对于它的滥用也是对于行动能力的否定。给一个人贴上受害者的标签，是在暗示他需要被救，正义需要为了她而被伸张。

我在导论中还提出 ， 让我们不要做卢梭所称的那种“头脑简单的人”。我想要指出的也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行动能力。 不平等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说系统性的问题，但同时，个人对于不平等也是有责任的。

▲ 纪录片《 社会学是种武术 》（2001）

▍越是弱势，越不必指望行动来自别处

我在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平等原因是结构性的，那么我们这一个个如此渺小的个体，如何与结构、与系统、与韦伯所称的“钢铁牢笼”抗争呢？

这种无力感背后的预设是，直到系统被改变，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事实上，说一件事情的原因是结构性的，恰恰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比如制定规则的人或持有暴力手段的人）。 恰恰因为结构和系统成为了钢铁牢笼，所以身处其中的我们，总是在为它做些什么。

我在课程中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巩固它。但是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选择不支持、不巩固、不配合。在这个意义上， 选择做什么和选择不做什么，其实都是在做些什么。 买买买是一种行动，剁手也是一种行动，刷手机是一种行动，不刷手机也是一种行动。

当然，这个系统越是造成不平等，那么每个人可以自己去选择配合还是不配合、支持还是不支持的能力就越是存在着天壤之差。

一个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每天在为生存挣扎的人能有多大的自主行动的能力呢？她能对系统的哪个环节不支持、不巩固、不配合呢？微乎其微。意识觉醒对于她来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系统恰恰在削弱我们的行动能力，今天系统削弱我们自主选择的行动能力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 让我们把精力耗费在生产中的同时，又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消费的诱惑。 这就相当于让一个人最大程度地丧失自制力，让他变成幼儿，然后在他面前摆满糖果。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并且看上去很矛盾。就像Hanish所说的，意识觉醒让弱势群体看到自己个人不幸的结构性原因，因而不再自责。但是与此同时，我想Hanish的意思也不是说，既然不用自责，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布迪厄也谈论过同一个问题。他的社会学的初衷，就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意识觉醒的工具，他在《世界的苦难》的结尾说，社会学可以让那些身处不幸的人不再自责。但是他继续说，它让这些人现在看到行动的可能性在哪里。

▲ 纪录片《 社会学是种武术 》（2001）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种“格斗术”（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 但是我们不应该用它来为自己谋利、去巩固权力，而是用它来为手无寸铁的人提供武器。

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如果我看到造成我的弱势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个结构，一个体系，我怎么能同时要求自己去行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因为结构性的不公而处于弱势，就越是不能再指望行动来自别处，越是不能再将自主行动的可能性让渡出去。 我们越是认识到，我们的选项和自主选择的能力因为系统而变得越来越少，就越是不能再持有等待一个新规划的态度。

我们越是意识到，系统以各种方式让我们变成没有自制力和辨别能力的小孩，就越是不能再总是指望“家长包办”，总是指望着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等待一个别人的制定规划来救自己，难道不是继续让自己做小孩吗？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那么我们可以要求的很多，我们可以要求被赋予武器和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行动被代劳。

▲ 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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