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学者麦考姆斯和肖发表了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研究，该研究试图探寻选民认知中的重要事件与大众媒体实际报道内容的契合度。研究以1968年总统大选期间，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的100名尚未确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及9家大众媒体为研究对象。研究最终验证了议程设置假设：大众媒介为政治运动设置议程，影响政治事件的显著度。麦考姆斯等人在后续研究中，多次强调议程设置的核心概念是显著度的转移，由媒介议程的显著度转移至公众议程的显著度。议程设置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间的关系。
议程设置关注的研究问题并不新奇，甚至可以说由来已久。麦考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渊源来自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影像”隐喻，即人们头脑中的图景由何而来的问题；而议程设置的概念化灵感则来自于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著名论述：在大多数时间内媒介并不能告诉人们对事情的看法（what to think），但却能成功地告诉读者该认真考虑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媒介在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所起作用是美国新闻传播学始终关注的研究问题，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媒体对选民的直接影响有限，这一阶段的传播效果研究由此被冠之以“有限效果论”。麦考姆斯与肖对有限效果论表示怀疑，“尽管媒介改变投票人态度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是投票者要在选举中接触大量的信息却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认为“有限效果理论”的失误恰在于将态度作为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自20世纪早期被提出就主导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而“有限效果”理论的逻辑推演原本是这样的：首先，媒介让受众知晓某事；其次，媒介为受众提供一系列信息；再次，这种信息为受众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提供基础；最后，态度影响了行为。但大多数“有限效果”研究却绕过前两个阶段而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态度与行为的改变上，并以此得出结论：大众媒介对受众的传播效果有限。基于此，麦考姆斯和肖将“议题设置”假设置于认知而非态度的框架内。麦考姆斯等人反复重申“议题设置”的核心是“在很大程度上，媒体认为的重要事件可以成为公众的重要事件”。“议题设置”是通过传递显著度（由媒介到受众），不是通过决定对于某个特定事件的正反面的观点而发挥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