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年轻人也会与死亡和丧亲产生关联。他们看起来正处在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应该是朝气蓬勃的。现代社会习惯性否认衰老的过程、死亡的必然和哀伤的痛苦，这样一个社会自然也不允许我们思考，这些负面的人生经验居然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但事实上，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数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参考有代表性的数据来估计，占比在3.4%到11%之间。这也意味
在我们身边，每十几个年轻人里可能就有一两个人经历过父/母离世。
更关键的是，这通常是这些年轻人第一次直面至亲的死亡，第一次真正经历哀伤。在一个缺乏死亡教育的社会，他们几乎对哀伤一无所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经历这场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离别。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你会经历什么？你接下去会怎么样？他们只能在一片茫然未知中摸索前行。这其实是一场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我为什么会想要研究年轻子女的哀伤呢？除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之外，也是对我自己人生的一次回答。
这是我在2016年写下的两句话。当时我正在旁听香港中文大学陈智豪教授的课程《与哀伤共存》，他让同学们写下对课程的期待。我这样写道：“我想知道要怎么与哀伤共处。我的哀伤似乎永远不会停止，我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而我每天都觉得好痛。”
2014年7月29日，我的母亲因为突发中风去世，我的人生也因此被推入了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我的第二个重要的身份：
我是一个因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
，这也是我最核心却最隐秘的身份。
我记得妈妈火化那天，我哭得很崩溃，眼泪鼻涕一直往下掉，眼镜也一直滑下来，同学们坐在我身边，温柔地伸手帮我托住眼镜，允许我哭。这份温柔的同在，我到现在依然记得。
但是葬礼结束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最爱的母亲死亡而暂停。我可以在朋友面前哭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但慢慢地我意识到，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父母离世，并不明白这种伤痛究竟有多深。
而在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家里的亲戚已经不再会安慰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句：“你要放下，你要坚强。”但那个时候其实妈妈才刚刚去世5个月左右。所以我学会了把眼泪藏起来，这样至少不会再有人可以评判。但同时，我心里也开始质疑自己：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在难过？我是不是不正常？
后来，我到了中文大学读博。在某种奇妙的安排下，我发现，原来“丧亲与哀伤”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我的丧母经历不再是别人支支吾吾的“那件事”，而是有一个正式的学术名词，叫作Bereavement；我的情绪也不再是家人和朋友含糊带过的“难过”，而是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Grief。甚至，在香港有一家叫作赆明会的非营利机构，30多年来一直专注为丧亲者提供哀伤陪伴和辅导。
后来我开始阅读各种丧亲与哀伤相关的理论书籍时，仿佛进入了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原来，丧亲研究的起点，竟然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他提出的哀伤工作影响了哀伤辅导半个多世纪。
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里，还有依附理论、哀伤阶段论、意义重构理论等各种理论。就这样，我的伤痛没有在现实生活里被接纳，但居然在学术世界中找到了容身之处。
父母早逝之后
这一时期的我也是困惑的：除了我之外，其他丧亲者的哀伤经验是怎样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很快就放下了哀伤？在生活中，我甚至从未遇到过一个公开表露过有丧亲经历的人。
后来，历经重重波折，我招募到了44位研究参与者，用了13个月的时间进行访谈。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着。
有一些哀伤反应与抑郁症很相似，比如有人长达半年难以入睡，食欲减退；有人感觉精力被掏空了，连倒一杯水的力气都没有；还有人出现了持续的躯体化症状，比如头晕一个多月，脑后疼了很久，而且这个症状跟他父亲去世的原因很相似。
但在别人眼中，他们的哀伤几乎是隐形的。因为他们和当时的我一样，依然在照常读书、工作、社交，扮演着“正常人”的角色。可在这一切的表象之下，他们经历着不请自来的自杀念头、持续的焦虑和不安、生命意义的消失，还有无尽的绝望……
这是杨小姐，我的第16位研究参与者。在接受访谈的3年前，有一天凌晨三点多，她在睡梦中接到了姨妈的电话，被告知她的父亲“走”了。杨小姐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在电话里甚至都不敢说出“死”这个字，只是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不能说话了？
后来她才得知，那天晚上父母吵了一架，爸爸说心口疼，于是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候诊的人很多，爸爸性子急，不愿排队挂号。杨小姐觉得爸爸是因为节省，他总觉得小病忍忍就好。爸爸转身要走，谁知刚一转身就晕倒了。大姨父背着他冲向抢救室，其实也就两分钟的距离，但医生却说没救了。
杨小姐的家乡有保留全尸土葬的习俗，家人连夜叫车车把爸爸的遗体运走了，没有做解剖，所以杨小姐始终不知道爸爸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人就没了？她只能凭爸爸生前说过胸口疼，推测是心梗。在爸爸去世后的两年里，她整个人浑浑噩噩，感觉生不如死，也有过轻生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