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令人惊异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缘起竟是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在1933年12月写成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对此有过详细的交待：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1915年初的一个月里，胡适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照胡适看来，这样一种出自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无权贬损文言之人的建议，伤了他的体面意识，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而这，也不过是胡适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中国语文改革的第一步而已，真正的逼上梁山，则是在1915年，胡适与留学生朋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一场激烈的争论，胡适将那场争论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索”。
1915年，梅光迪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在倚色佳与一班朋友度过了暑假，将转于哈佛大学取跟随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白璧德继续深造。胡适写了一首长诗送行，其中有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不想，这首诗遭到了朋友们的挖苦，任叔永写诗回敬胡适说：“文学今革命，做歌送胡生”。
在朋友们一片冷嘲热讽中，胡适感到很孤立，那时的他，尽管认为当时文学的大病在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但还没敢把解决的答案想到白话文上去。恰恰是任叔永的一封反驳信，让胡适一下子茅塞顿开，在那封信中，任叔永说：“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文字形式开启了胡适的思路，“文学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够表情达意？换成胡适的话说：“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者语言上的工具去代替另一个工具。”
自此，胡适认定了：
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者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