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令人惊异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缘起竟是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在1933年12月写成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对此有过详细的交待: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1915年初的一个月里,胡适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照胡适看来,这样一种出自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无权贬损文言之人的建议,伤了他的体面意识,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而这,也不过是胡适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中国语文改革的第一步而已,真正的逼上梁山,则是在1915年,胡适与留学生朋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一场激烈的争论,胡适将那场争论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索”。
1915年,梅光迪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在倚色佳与一班朋友度过了暑假,将转于哈佛大学取跟随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白璧德继续深造。胡适写了一首长诗送行,其中有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不想,这首诗遭到了朋友们的挖苦,任叔永写诗回敬胡适说:“文学今革命,做歌送胡生”。
在朋友们一片冷嘲热讽中,胡适感到很孤立,那时的他,尽管认为当时文学的大病在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但还没敢把解决的答案想到白话文上去。恰恰是任叔永的一封反驳信,让胡适一下子茅塞顿开,在那封信中,任叔永说:“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文字形式开启了胡适的思路,“文学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够表情达意?换成胡适的话说:“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者语言上的工具去代替另一个工具。”
自此,胡适认定了:
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者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案。